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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与大鉴藏家项元汴的关系

2015年12月09日 14:40 | 作者:潘文协 |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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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元汴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藏家，前承吴门文氏父子鉴藏之风雅，后启董其昌之集大成。项元汴与仇英的交往，当即发生在与吴门文人的频繁接触中。本文作者从仇英与项元汴交游的起止时间、仇英所能看到的项元汴收藏推断、项元汴所藏仇英作品何为直接坐馆所画等问题出发，研究仇英与项元汴之间绘画赞助的情况。

《临萧照瑞应图卷》局部

在书画史上，吴门圈子作为江南文人的中心，在文徵明之后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松江董其昌，其间重要的过渡乃是嘉兴项元汴。项元汴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私人藏家，前承吴门文氏父子鉴藏之风雅，后启董其昌之集大成。项元汴与仇英的交往，当即发生在与吴门文人的频繁接触中。研究仇英与项元汴之间绘画赞助的情况，此分别考证以下诸问题：

一：仇英与项元汴交游的起止时间

仇英与项元汴交游的机缘为何？本文推测有三种可能：一是可能通过项元淇。故宫博物院藏仇英《桃村草堂图》轴，即为项元汴之长兄项元淇（1500-1572）所绘。项元淇以诗名，交游广泛，与吴门陈淳、周天球、文嘉等均有交往，故我们猜测项元汴有可能通过其长兄而认识仇英。

二是可能通过与文徵明及其弟子的交往认识仇英——只是现有记载项元汴与文徵明交往的史料相对较晚：文徵明写给项元汴仲兄项笃寿的尺牍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项元汴与文徵明父子的接触日益增多则要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之后。

第三种可能是项元汴通过昆山周六观认识仇英。项元汴与周六观年纪相仿，二人之间很早就存在着藏品的交易，北京故宫藏李唐《采薇图》卷后有项元汴题记：“李唐画夷齐像神品珍秘，项墨林真赏，用价□□金购于昆山周六观氏。嘉靖壬寅春日制。”考嘉靖壬寅（1542）年，仇英与周六观正好交往密切，当时仇英正好完成《子虚上林图》的制作。

项元汴延聘仇英于家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尚存争议。据比较可靠的著录与传世画迹有年款者推断，可以肯定仇英在项家的时间在1547年前后，至于究竟有多久，考虑到此一时间前后尚有不少为其他人作画的情况，故所谓的“十余年”只是一种大概的说法，我们更倾向于这是项元汴与仇英互相交往的总计时间。

再者，项元汴对吴门画家的关注和收藏，最早当为其所收的唐寅《秋风纨扇》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裱边有其嘉靖庚子九月即1540年一跋，时年项元汴16岁，假设这一年项元汴认识仇英，那么至仇英去世，二人之交游的时间也可推断为十余年的时间。

二：仇英所能看到的项元汴收藏推断

据目前研究结果，项元汴的收藏第一高峰在他30-40岁期间，即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之间即1556-1566年，所收多元明佳作；第二高峰期在万历前十年即（1573-1582），所收多晋唐五代及两宋稀世真迹——这一变化的背景与隆庆帝下旨以内府珍藏书画抵支公侯月俸，以及万历初府库管理不严，掌库宦官大量盗窃书画外售有关。

仇英约生于1502年，卒于1552年之前。项元汴生于1525年，仇英去世时项元汴28岁。故仇英能看到的，只能是项元汴28岁以前的收藏。 1556年，松江何良俊往天籁阁观画，其所观的品目当可作为仇英能看到的参考。惟据何良俊《书画铭心录》的记载，却多是元代文人画，恰与仇英的取法对象无关。

三：项元汴所藏仇英作品何为直接坐馆所画？

根据沈红梅《项元汴书画典籍收藏研究》统计，项元汴收藏仇英绘画有50件左右，为其明代收藏之冠——当然其中肯定存在一些伪品。这些作品不完全是仇英坐馆时所画，其中可考为坐馆时所画者有：

《临宋元六景》册：现藏台北故宫，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仇英为项元汴摹于博雅堂，上有项元汴印记60多方、项元汴千文编号“聆”及项元汴题记。

《水仙腊梅图》：现藏台北故宫，1547年作，画上有仇英题记“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

《项墨林小像》：据高士奇《江村消夏录》著录：“仇实父项墨林小像，绢本，大斗方，重青緑，作桃花春景，岩中两人对弈，墨林正面趺坐，一童子掣古铜瓶汲溪中，仰观飞雀，意态生动。款一行，在右方，小楷书为：墨林小像写玉洞桃花万树春。仇英制。”

《白描项墨林像》：据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著录明仇十洲白描人物八段卷，其中所录周天球跋语称：“余往过檇李见实父为墨林山人小照，用白描法，俨然如生，益信仇君绘事可以超元宋而造唐人之室矣。”

《临宋人画册》页：据张葱玉《木雁斋书画录》著录20页，并称：“原称宋人，李拔可姻丈旧藏，实实父为子京所摹宋人画册之一部，原有一百幅，今所存止此矣。”

《临萧照瑞应图卷》：南宋萧照曾画《中兴瑞应图》以进御。原作六段，此作为仇英所临摹的其中四段，分别为射兔、授衣、渡河、占卜，画面情节如据吴升《大观录》著录的原作所对应的曹勋赞序，皆一一可按。卷后有仇英款署：“吴郡仇英实父堇摹”。董其昌行书引首，并跋。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载萧照原作。据董跋推断，原作当为项元汴所藏，后入严氏，严氏败后，辗转归于冯梦祯。

《贤劳图》卷：仇英曾以项元汴曾伯祖项忠生平故事为题绘过《贤劳图》，据张丑《真迹日录》著录：“前后凡十三段，全法宋名家，惜其仅画一人一家之事，故不为世所知，其品实出《中兴瑞应图》上，人物山水旗帜军容，种种臻妙。”

台北故宫藏仇英《蕉阴结夏图轴》、《桐阴清话图轴》与上博《右军书扇图轴》尺幅相同，吴湖帆、张葱玉等均认为，此三幅原是屏幅，并是仇英为项元汴所作消夏图四大幅之三。

《阿房宫图》卷：据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记载：赵千里原本并宋曾纡书杜牧赋，项元汴收得时图逸去，乃请仇英补之，纤丽之极。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仇英为项元汴仿宋人《雪后山茶》、《芍药》、《秋兰》、崔白《竹鸠图》；

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仇英为项元汴《临宋人花果翎毛册》，团绢本12幅；又《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册》，所仿名家有赵伯驹、夏圭、马远、刘松年等，董其昌题跋；又《萱花小鸟图》。

《山阴游骑图》，仇英款署：“嘉靖庚申长夏墨林先生嘱摹赵文敏公笔法，吴门实父仇英制”，有项元汴印记，《十百斋书画录》寅卷著录；按嘉靖庚申即1560年，仇英已经去世，此图当伪作。

四：项元汴所藏仇英作品何为后来间接收藏？

项元汴所藏仇英作品，并非全部是受聘期间所作成的，由于项元汴没有著录留下，可考者甚少，但亦有存在之例：

临赵伯驹《浮峦暖翠图》：此即是项元汴于仇英去世十多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原价八两”购得而装池的。张丑《真迹日录》卷一所著录、《穰梨馆过眼录》卷十八著录，民国时期经袁克文、张大千及王季迁等鉴藏，2010年翰海拍卖。

五：究竟为直接坐馆所画还是后来间接收藏而尚待考证的画目：

由于仇英落穷款的习惯，和后来重裱时可能存在将项元汴原来题记移除的情况，以下画目究竟为直接坐馆所画，还是后来仇英去世后项元汴间接收藏？尚待进一步考证者：

《秋江待渡图》轴，现藏台北故宫，有项元汴印记6方，《石渠宝笈初编》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