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代大权

■演讲人简介：

代大权先生现任清华大学美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副院长。曾获中国美术“金彩奖”金奖、中国版画“鲁迅”奖、全国版画展金奖、全军美展一等奖等。

代大权

编者按：

从10月21日到11月23日，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系统介绍了凯绥·珂勒惠支的人生经历、艺术成就，以及她与中国的渊源，受到广泛好评。珂勒惠支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经鲁迅先生介绍，她和她的艺术为中国人民所熟悉、了解，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本期讲坛刊发版画专家代大权配合展览进行的讲座，为读者深度解读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侧面自画像

■精彩阅读：

■以自己朴素的认识去表现，也得到了朴素的审美的回馈，珂勒惠支终其一生的努力正是这种朴素的努力。

■珂勒惠支是大众的画家，她的思考与创作一直与大众紧密相连，她把个人的一切都当成大众的一部份，从来没有自认为在大众之外。

■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发现并将其力荐给中国的观众时，曾这样评价珂勒惠支，“在女性的艺术家中，震动了世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妥·珂勒惠支之上”。

珂勒惠支版画《织工的反抗之五———突击》

朴素的努力

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并不陌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由鲁迅的推介，不但美术界的人，还有更多的人，从她那风格鲜明的黑白版画、表现细腻的铜版画和线条流畅的石版画上认识了她。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了珂勒惠支这个名字和她的作品，那时对她的解读主要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代表性画家。时隔几十年之后再看，珂勒惠支的意义要比以往的解读丰富得多，她不仅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有情怀、有思想的文化人。珂勒惠支通过她的作品表现出来的伟大的人格，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入阅读，才能更好地理解。

珂勒惠支出生于德国柯尼斯堡一个建筑商家庭。当时，工业革命的大潮正从有“世界作坊”之称的英国向欧洲和其他地区与国家蔓延，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各种社会问题积淤着变革的风暴，这是珂勒惠支早期成长过程的时代背景。珂勒惠支的外祖父是当地“德国自由宗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深切同情各种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变革尝试，哥哥担任过《前进报》的编辑，并在与恩格斯的交往中受其影响颇深。就是这样一个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并且投入社会变革的家庭，让珂勒惠支从小便有着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开阔的文化视角。儿时的珂勒惠支曾得到一册英国画家荷加斯的铜版画集，这让她除了语言和写作之外，对视觉表达方式有了浓厚的兴趣。每个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几乎都曾对这第三种表达方式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兴趣，并以此来弥补和完善在语言和写作方面的不足。通过视觉而存在的形象符号，可以不受更多规则的限制，不被更严谨的教条束缚，绘画让儿童有了将自己无拘的想象自由释放的可能。家长们对艺术表现的外行是孩子建立自己精神乐园的前提，对儿童自然而然发挥的尊重，则是让儿童找到自我价值的开始，珂勒惠支的家庭生活中恰好不缺这前提和开始。13岁时，家里为她请了当地一位画家，正式学习绘画，在这之前，她虽然不一定明白绘画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将所思所想用形象表达出来，已成为她与外部世界勾通的重要手段。

1888年，珂勒惠支离开柯尼斯堡到慕尼黑求学，接触到对塑造和表现更为深入的教学系统，这为她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并形成了她以严谨的风格和饱满的造型著称的版画特征。课余时间，珂勒惠支常常到码头、工厂去对着劳作的工人写生，在动态和静态方面，寻找表现的意义和目的。回忆这段生活时，画家说：“由于我父亲和兄弟所抱的态度以及那个时代全部文学作品的关系，我的工作毫无疑问是面向社会的，但是，我为什么从现在开始只选择工人生活的真实题材来表现呢？这是因为它直观和无条件地给我以美好的感受。我认为柯尼斯堡的苦力是美的。”珂勒惠支的艺术之所以感人，除了作为画家物化载体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她内心的朴素，对社会与人的朴素。以自己朴素的认识去表现，也得到了朴素的审美的回馈，珂勒惠支终其一生的努力正是这种朴素的努力。

珂勒惠支版画《战争之六———母亲》

立足于良知和信念

珂勒惠支24岁时，嫁给了哥哥的好友卡尔·珂勒惠支医生，这对夫妻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和同情，使他们在精神层面更为投契，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与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几乎是并行不悖的。珂勒惠支的丈夫非常欣赏妻子的才华，总是在她需要帮助时，坚定地支持她去追求自己的艺术主张。在卡尔开在柏林北部的医疗诊所里，大部分病人是工人患者，珂勒惠支在丈夫的诊所里面对着最真实的无产阶级生活，这是她创作的丰富资源。在全球的工业化革命中，普通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公，让画家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对工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情，一方面又无奈和无力去改变他们的境况。也只有在自己的创作中，她才能将这种同情与无奈的矛盾心理展示出来，并因此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这是珂勒惠支将自己的同情审美化的结果，也是将个人价值社会化的体现，为此她说过：“当我从我丈夫那边了解到无产阶级生活深处的艰辛和悲惨时，以及了解到那些求助于我丈夫并顺便也到我这里来的妇女时，无产阶级的命运及所有与此有关的其他现象极其强烈地感动了我。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卖淫、失业等折磨着我，使我忧心忡忡，这些问题也是我仅仅限于表现下层民众的原因，而反复不断地表现这些问题，则为我打开一扇阀门，或者给予我忍受生活的可能性。”

反映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纺织工人生活状态的剧本《织工》，由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罗创作，在1893年首次公演，这给珂勒惠支带来了一次创作的契机。她将对工人的同情和工人们奋起抗争的事迹作为主要创作内涵，以铜版画细腻丰润的干刻线组成层次饱满的画面语言。这一组画中包括人们所熟悉的《示威》《突击》和《收场》等作品，画面人物众多，语境生动，显示了珂勒惠支组织画面的能力和表现情节的擅长。组画里不同场景中的工人形象疲惫而憔悴，为了生存却迎来死神的荒诞逻辑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组画，各个部分有机的联系构成，反映了画家对某一事件不同角度的认识，层次分明地演绎出画家在画面之外的思考。也因为有如此的分量，珂勒惠支的组画《织工的反抗》一面世便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许多作品被选送到大柏林当代艺术展上展出。珂勒惠支把这一阶段的创作形容为“在广大观众面前常常说出那一直吸引我的，但长久还未能讲够的东西，也就是大城市生活中许多隐蔽的和公开的悲剧”。

珂勒惠支对悲剧的认识，对人生中更多无奈的认识，除了社会的媒介，更有自身的不幸。她的儿子彼得在一战中参军仅仅几个月即战死在佛兰德尔，孙子彼得也于1942年阵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个家庭中多次上演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场景，即便如此，画家仍以理性精神清醒地看到，憎恨是人类自身最大的缺憾和病灶，无论谁杀谁，都不是人性价值的体现，而仅仅是对人性价值的动摇和扼杀。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憎恨是一切罪责和灾难之源，这就是画家在认识上的伟大之处和为后人所景仰的原因。

在珂勒惠支50岁前后的创作中，铜版画《死神和妇女争夺孩子们》《悲伤的男人》，石版画《等待》《自画像》，尤其是她的代表性木刻作品《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都真实反映了她自己所说的恐惧和震惊，这种表现不再是剑拔弩张的肢体行为，也没有夸张变形的表情动作，反而是一种平静，一种风景过去后，万籁俱寂的死一般的平静。在《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一画中，生者与死者都处于画框挤压的视觉收缩中，悼念的人以黑暗里不停变幻的灰喻示着生命的所在，而一袭白布覆盖的死者，在黑与灰的压迫下则格外醒目。画面中大面积黑与灰所形成的凝重与沉默，与画面底端白的纤弱无助和不甚重负，在观者的心里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从视觉心理上产生某种期待，似乎都在等着什么，这就让已不会说话的主体人物有了一种深刻的沉默。沉默在这里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极端的语言，当相互对应的两种沉默强烈撞击在一起时，悲剧的崇高感油然而生，对人性的更深刻的思考也超然于作品本身。

珂勒惠支用形象的语言、审美的语言阐述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其59岁时的组画创作《战争》中，她对战争以及战争带给人类心灵的重创具有批判意识。这套创作于1922年至1923年之间的组画共有七幅，均为黑白木刻版画，画幅尺寸都不太大，但却代表着画家成熟期的全部智慧与技能，几乎是其一生创作风貌的精华。其中尤以《牺牲》最为著名，已不再年轻的母亲用双臂试图护紧一个尚未睁眼的婴儿，大口径的平刀以或铲或刮的刀触塑造了母亲柔弱却坚韧的身躯，斜刀刻出的黑线有力表现了婴儿和母亲相互呼应的姿态，三角刀的阴线则游弋于大面积的黑白色块的比较中，丰富着细节。刀触的每一个变化都显示了画家对形式语言娴熟的把握和独到的表现风格。在珂勒惠支的版画创作中，这件作品强烈的黑白对比和丰富的语言表述让后人看到版画在反映这一类主题时不可替代的画种特长。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珂勒惠支都在追求着她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期待，这就使她超越绘画的表现与技能，超越艺术和审美的职业性而立足于良知和信念的高度，她的作品因为拥有这样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内核，也就有了不朽和传世的价值。

大众的画家

上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逐渐执掌政权，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不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不满于旧政权的无能而渴望民族的崛起。纳粹政权也正是在这种民族复兴的口号下，逐步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不断强化着政权的力量，最终使德国具备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能力。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珂勒惠支被禁止举办展览，虽然这是她参与社会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她创作的《死亡》一套八幅组画真实反映了她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的忧虑。这组石版作品每一幅都离不开死的内含，如《死神把女孩搂在怀里》《死亡袭击儿童》《死神抓住一个妇女》《公路上的死神》《认死神为朋友》《水中死者》等。这是她的抗争，也是她想以此结束自己艺术生命的最终表白。因为“真的难以适应这种现在就应当沉默的做法”，才要“创作一套题为《死亡》的版画，然后结束我的创作生涯……这就是我的遗嘱了，不要碾碎要结果实的种子”。

这组充满了死亡气息的石版作品的象征意味更为浓厚，画面的技法更为单纯，夸张的表情与幅度很大的动作强化了死神降临时的戏剧性场面。此时出现的非常态现实，让这个民族经受的折磨也倍加深刻。而作为民族灵魂的艺术家，珂勒惠支所经历的则更多是心灵的折磨。尽管这期间，珂勒惠支的孙子彼得也步了父辈的后尘死在战场上，因为政见不同画家本人也被赶出柏林，但这些都无法和她对国家民族所遭受苦难的忧虑相比，画家绝望地说道“我一点盼头也没有了”。

1945年德国投降不久，杰出的版画家珂勒惠支在德累斯顿郊外的摩里兹堡去世，享年78岁。

珂勒惠支是大众的画家，她的思考与创作一直与大众紧密相连，她把个人的一切都当成大众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自认为在大众之外。她对工人农民的关注和同情，她对社会底层境况的关注和同情，不但在她生前即被社会所肯定，即使在她身后，也被历史所尊重。她的单幅作品常常以自己的形象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如在1924年创作的石版画《结成兄弟般的友谊》，木版画《玛丽亚和依丽莎白》等。在其自画像中，她真实记录了自己一生容貌的变化，尤其是1938年创作的石版画右侧面的自画像：一个历经世事的变幻，承载了太多无法言表的情感的老妇人，不再有年青时的鲜明轮廓，也不再是中年时的饱满润泽。老年的画家似有所思的侧面像一位思考中的哲人，老人的静默如同夕阳的光辉，笼盖了一切却又不着边际，从容淡定却很难再与人交流。

珂勒惠支一生的创作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在描述社会底层不堪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在时代变革中精神的无助迷茫。而作为女性，画家则更多以母性的慈爱去理解和抚慰这不堪和迷茫。珂勒惠支笔下的妇女常常将孩子拢在怀中或护在臂弯里，虽然母亲们的力量无法永远地护住孩子，但母亲的关爱却是孩子永远的安慰和生存的勇气，画家正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自己的创作，她的作品才有如此厚重的暖意。

珂勒惠支的创作大至分成组画与单幅画两种形式，组画集中反映了她对某一事件和行为的态度，单幅画则反映了她在放松后的自我认知。无论早期还是晚期，珂勒惠支坚实质朴的创作风格、严谨深入的表现特点都给德国乃至世界版画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遗产。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发现并将其力荐给中国的观众时，曾这样评价珂勒惠支，“在女性的艺术家中，震动了世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妥·珂勒惠支之上”。为了将更多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介绍到中国，鲁迅委托珂勒惠支的好友史沫特莱专门去信求购。1935年鲁迅将从不同渠道收集到的20余幅珂勒惠支版画亲自编集成册付梓刊印，并为之写了《序目》。在这本画集出版不到3个月后鲁迅便去世了，他生前编的最后一部书，便是珂勒惠支的画集。

珂勒惠支的版画从本质上来说是大众的版画，与小众的版画的区别是她创作的着眼点始终是社会大众。她曾说：“那些从资产阶级生活过来的人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认为全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是迂腐的，相反无产阶级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她看来，社会底层人们那种自然真实的生活才是艺术创作自然真实的基础。珂勒惠支的审美观是相互重叠的，在画面中努力塑造的力量也是画家在内心渴望的力量，这与许多女性画家纤弱虚幻的画风相比，是一种更阳刚的画风，这样的力量在母性光辉的抚慰下是更充满人性光辉的力量，是超越了阶级属性和社会层次而更包容宽厚的力量。珂勒惠支的本质无论艺术创作，还是她的人生理论，首先是人道的，超越一切政治纷争、包容一切人性弱点的人道。这也正是珂勒惠支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