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刘世锦

从加入WTO到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从“十五”到“十二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跃升，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又走到了节点。

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人口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日益紧迫。“十三五”期间，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

“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何时达到仍具有不确定性，有可能在今明两年达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

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需求侧政策。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刘世锦分析。

刘世锦强调，供给侧改革可以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转型再平衡

《21世纪》：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中，“需求侧”和“供给侧”发生着怎么样的变化？

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

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的PPI已达-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

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21世纪》：预计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调整何时可以完成？

刘世锦：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21世纪》：那么如何避免宏观经济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刘世锦：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从成因来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缘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

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所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因此，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

《21世纪》：应该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可以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五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去产能与新动力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严重过剩行业的产能减多少才算到位？

刘世锦：市场经济中适当程度的产能过剩是常态。这里，我们定义的“严重”产能过剩，是指过剩超过正常水平，影响到企业生产和盈利的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回落，主要是与高投资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缺少理解。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这正是近年来钢铁、煤炭等产品需求和价格一跌再跌的原因所在。

供给回落慢于需求回落，于是出现了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幅度超过5%，也就是中国式的通缩问题。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9月份数据显示，下降幅度还在加大。具体分析，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也大体是这个比例。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是在相关行业，重点是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减产能，幅度应在30%左右。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都有哪些？

刘世锦：新动力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新动力有如下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对冲力有限。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在数量上对冲已有产业下降的能力有限。第二，新要素组合。新增长领域基本上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特征的，在价值链上说是“上台阶”的。这就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素组合。第三，替代性增长。这些新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网上打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

“六可”目标

《21世纪》：那么未来如何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有效？

刘世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21世纪》：随着增长速度放缓，包括东北和山西等地在内的部分地区困难突出，成为新的“问题地区”。对这些“问题地区”，有何政策建议？

刘世锦： 这些地区大都资源密集、重化工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新的“问题地区”出现，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从全国看，已经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我国已经越过了那些国家落入陷阱时人均收入4000-6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的阶段。但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部分地区增长放缓、停滞，落入某种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些新“问题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大幅下滑，新增长动力不大明朗。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投资总量接近或超过GDP的奇特情景。如果这些地区是独立经济体，意味着过去的高投资大量依赖引入外债，随着增长回落、竞争力下降，很可能出现汇率贬值、资金流出，进而陷入债务或其他类型的经济危机。

这些新“问题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化工业回落与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并存。重化工业回落有其规律性，但如何应对则反映了体制特点。近些年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的，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产业。出口产业在过去长时间内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近年降幅很大，今年以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产业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调整，企业关闭、人员流动、债务重组，尤其是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转型升级，但这些调整基本上是静悄悄进行的。出口产业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充分的产业，对增长回落的应对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结构调整的特征。

这种比较对如何解决“问题地区”的问题有重要启示。在经过一个时期减产能的调整后，国内外市场对重化工业仍有长期稳定的需求，这些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关键是这些“问题地区”能否在压力和挑战中抓住机遇，真正从困境中走出来。国际经验显示，有的“问题地区”由此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衰退。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如果继续沿用倚重扶持、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路子，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挑战，且要延误时机。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走出一条地区振兴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业减产能、转型升级进程；对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还可考虑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合作，创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经济特区。与此同时，要保持产品和要素市场足够的开放度，通过人口流动，逐步达到地区之间人口数量与收入水平大体平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