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在国内权益保护的综合立法亟须完善

蓝皮书指出，一直以来，立法保护华侨权益的呼声不绝于耳，浙江、广东、福建等侨乡省份纷纷先行先试，开展地方性立法尝试。目前，国家层面的华侨权益保护法立法工作也在推进之中。2015年5月，暨南大学官网发布了一则消息，称该校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受国侨办委托，将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权益保护法(草案)》的起草任务。消息还表示，此举对于健全涉侨政策法律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回国工作、生活、学习、创业、定居，华侨在国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国务院侨办曾制定或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华侨身份识别、教育、社保、计划生育、捐赠管理、回国定居等。

蓝皮书认为，虽然已有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在保护华侨权益、为侨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有关华侨权益保护的政策法规仍有两方面不足，即零散性和法律层次低。这也意味着华侨在国内权益保护的综合立法迫在眉睫。

事实上，为了满足华侨的相关诉求，早在2006年，浙江省就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该规定针对华侨的一些特殊情况，在不少方面实施优惠政策。如华侨持有的中国护照可与国内居民身份证具有同等效力等。2015年7月，《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出台，时隔3个月后，《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也正式施行。蓝皮书表示，这些地方性的立法尝试为全国性华侨权益保护的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法律借鉴。

国家关系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晴雨表

蓝皮书指出，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深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周边国家关系篇”探讨了中马关系、中日关系的情况。中马关系渊源深厚，互动密切，两国的友好关系，因“一带一路”持续升温，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人数众多，有望持续扮演深化中马友谊的积极角色。

但日本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中日两个国家间关系，包括历史上的冲突、生存利益等，深深地影响了华侨华人在日本的生存。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境况随着中日关系的好坏而兴衰，中日关系是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晴雨表。

蓝皮书表示，日本是华侨人数多于华人的国家，留日人员的回国率特别高，这个现象的出现和中日关系变化息息相关。受中日关系制约，在日本的华侨难以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作用。近年，越来越多日本华侨选择回国定居，预计在日华侨华人人口将持续下降。

华侨华人慈善捐赠对象多与祖籍地相关

蓝皮书指出，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是我国慈善捐赠的重要力量。最新数据表明，2013年度华侨华人慈善捐赠总额为71.72亿元，占我国捐赠总额的7.25%。其中，个人性质的捐赠额一直最高，2011年为73.62%、2013年为56.81%；“侨资企业”捐赠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目前，华侨华人对我国的慈善捐赠包含直接捐赠方式与间接捐赠方式两种。直接捐赠方式主要以个人模式和民间组织模式为主，间接捐赠方式主要以政府模式为主。

从心理文化学分析，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可称为一种“等意义交换”，捐赠主体一般在捐赠行为中获得荣誉、满足感、社会舆论的评价、人际关系等等，使其成为一种意义相等的平衡性的交换。其慈善行为的动力与西方人并不相同，捐赠的对象多反应在与祖籍地相关的对象上。

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急需解决

蓝皮书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是目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该书以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华人四大家族企业接班人均未能继续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而导致衰落为例，归纳出家族企业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接班人传承问题、家族企业转型创新问题、企业交叉股权问题和企业内部沟通问题。

蓝皮书建议，在家族企业这种较为封闭的组织中，无论管理体系是平行或是垂直式关系，管理者均要注重内部沟通与管理者职位派任，一方面较容易达成组织赋予的目标和提升工作绩效，另一方面能维持良好的上下级关系，从而使组织运作更加流畅。

生育率变动需引关注

蓝皮书通过对中国（陆、港、澳、台）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的趋势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起呈下降态势，目前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1，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至1.3。

该书分析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均能影响人口生育意愿，进而影响生育率的变动。由于子女养育成本的提高和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导致人口生育意愿不高，华人传统生育文化对生育意愿的作用也日渐式微。

研究结果提示，刺激人口生育以及吸纳外部移民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未来一段时间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和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