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里，湖北郧西县虎坪村算是大村。全村505户，2038人，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省道沿线2公里，错落分布着185栋砖石结构的房子，多为楼房。“出去打几年工，挣的钱都攒下来，回家建房子，不建房子咋娶媳妇儿嘛？”“谁家建房子不借钱呢？”然而新房建起之日，往往也是空置之日。（1月17日《人民日报》）

虎坪村的“负债建楼”，只不过是当下农民生存生态的一个缩影。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低端位置的农民工，通常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城市难以融入，乡村依然是他们最后的归宿。“负债建楼”的背后，既有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带来的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也和农民的乡土情结密不可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30个省267个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0.94%的农民希望留在农村。对于这些对土地和农村有着深厚感情的农民来说，改善居住条件既是一种客观需要，也和主观上的“脸面观”不可割裂——修建楼房不仅具有满足居住所需的实用功能，还具有抽象的符号功能，即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功能。

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没有“挣上钱”的农民工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匮乏，还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挫败感和失落感。不论是“快人一步”的投机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人有我无”的“囚徒困境”，许多农民都身不由己地裹挟在“负债建楼”上，难以独善其身。

更为关键的是，“负债建楼”也和当下农村男性的婚恋困境有关。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格局下，农村青年男性与农村青年女性在婚姻进入的问题上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婚姻的功利化和阶层化难免会导致一些在经济分层上处于低端位置的人们，在婚恋上拥有更加稀缺的机会；农民“负债建楼”看似不理性，实际上也隐伏着复杂的利益算计与心理纠葛。

和其他人一样，农民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是，农民如果背离了家庭实际和个人能力，盲目、跟风“负债建楼”，不仅会造成房屋空置、土地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还会增加农民负担，让一些农民“因房返贫”。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可以按照“用地集约、环境宜居、生活方便”的原则，对村庄进行科学规划，引导农民进行理性的房屋消费。

一方面，物质条件改善的农民有改善居住状况的需求；另一方面，“盖不起楼房，娶不上媳妇”的农村婚恋困境，也在倒逼“负债建楼”。 因此，做好“精准扶贫”，不仅要改善村民的物质生活，也要让他们的精神家园更加丰盈；只有双管齐下，“负债建楼”才会渐趋理性。（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