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国学大师刘文典，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震动文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专家之一。他不仅成就斐然，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从来不丢做人的气节。

“我以发夷声为耻”

1929年，刘文典离开安徽大学回到北大任教，后来被清华挖走，但他仍兼任北大教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今北京）爱国青年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但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长子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他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叮嘱学生赶快研究日本。为让国人更多了解敌人，他翻译日文书，常常工作到半夜3点，第二天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学生知道实情后，“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文典赴广东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文典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通过周作人来劝他合作，他断然予以拒绝，并反过来劝周作人：“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可惜那被兄长鲁迅称为“昏”的周作人，愣是不省悟，还是要做他的汉奸文人。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他的信函都抢走了。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南下之路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在当时，南下意味着凶险，但刘文典觉得，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他觉得自己应该与事业同在、与学生同在。

一路上，刘文典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的师生汇合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后来，刘文典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晓玲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几个月后，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他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

知己知彼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

1942年，刘文典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简直可以使整个世界、人类、全体归于毁灭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文末，他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1945年日本战败后，刘文典又作《日本败后我们该怎么对待他》一文，主张中国政府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是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一致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