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广州番禺11岁女孩陈某，遭到奸杀，凶手是19岁的韦某。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但因为当年他未满14周岁，而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他在广西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至案发前无业。案发当天，韦某骑自行车途经韦涌村，见被害女童独自一人行走，便捂住其口鼻拖到桥底处实施了性侵，后将女童杀害。

“少年犯出狱再犯奸杀案”，引爆了舆论。韦某小小年纪，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残害他人生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得到“减刑”？

首先，韦某虽然之前有过杀人、故意伤害的罪行，但是依现行的《刑法》，这些“前科”将不能使其作为“累犯”来加重处罚。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从一般累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即，普通人在刑满释放后5年内再次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属于应作为“累犯”从重处罚；而未成年人是一个例外，哪怕第二次犯罪时已经成年，只要第一次犯罪时还是未成年人，就不适用“累犯从重”的规定。

学者认为，不予认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是因为未成年人身心均未发育成熟；即便是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未必就较大；此外，“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并不是法律的宽松，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的不良诱惑所致”。

的确，“重教轻罚”体现了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但像韦某这样第一次杀人时，因为不满14周岁而逃过法律责任；虽然持刀伤人被判6年刑，但那是未成年人期间，不构成“累犯”。立法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却在这个个案中一笔抹杀了韦某的所有“前科”，包括故意杀人这些严重暴力罪行（未到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并没有排除杀人的违法性）。立法对于这种主观恶性极大，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的未成年犯罪，是否应留下“但书”的空间？

其次，未成年人减刑往往“适当从宽”，但是对其“再犯可能”应有科学的评估，要把这道闸门关紧，防止其出狱之后报复社会。

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只要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应视为确有悔改表现”，而且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一方面，对于未成年人服刑人员适用减刑、体现法律人道的同时，对其“再犯可能”应做出科学、全面评估，包括其对受害人、亲人的内疚，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认同，有没有反社会的心理等。像韦某这样出狱不过两三个月，就犯下极端凶残的暴行，这也是提醒其原服刑单位，对于未成年人改造和减刑，不能简单地例行公事。

的确，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面临一个“两难”，这主要源于中国跨越式的法治发展，不同法治发展阶段的问题被压缩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在尚未充分承担“保护”职能的时候，就面临“袒护”的质疑。面对这起案件，中国未成年人司法机制应有所反思。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