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句诺言，他选择了肿瘤生物学研究；为了一份赤子的爱国情怀，他选择回到挚爱的祖国；为了一个知识报国的梦想，他以转化医学为终身事业。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教授罗永章。

罗永章

在位于北京清华园内的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里，记者见到了“传说”中的罗永章——略显瘦削的脸庞，坚毅的目光，说话直接而坦诚。

1985年，罗永章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随后留校担任助教。第二年，罗永章被公派出国留学前夕，班上一位同学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永章，你出国后能不能学与肿瘤相关的专业，将来能不能替我照顾年迈的父母？”面对这位同学的最后请求，罗永章一口答应下来。

1989年，罗永章从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生物学系硕士毕业，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先后进行博士后研究。1999年11月17日，罗永章毅然回国开始了创业生涯，并放弃了美国绿卡。

“回国的这一天，我会永远记得。”罗永章深情地说。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世界首例内源性血管抑制剂类抗肿瘤药物。后来，他再次创业，带领课题组发现了全新的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90α，自主研发的定量检测试剂盒获准进入中国和欧盟市场。

应将转化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

现在的罗永章既是大学教师，也是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和创业者，还是一名政协委员，多重角色间，他游刃有余。在不同场合下，罗永章“发声”最多的，都是呼吁重视“转化研究”。

“每年都有学生或学生家长来找我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结果现在生物系的毕业生却工作不好找、待遇低，转专业的很多’，这是为什么呢？”罗永章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化研究做得不好。

他接着举例说：“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但如今我国胰岛素药物市场90%以上的份额被外企垄断。这项基础研究已经完成半个多世纪了，但是研究成果却还没有转化成经济效益。”

罗永章认为，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是科研的“两条腿”，应该将转化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

罗永章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我国的年轻科学家们大多倾向走基础研究之路，为什么？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发文章，可以申请专利，这些都是当前职称评定要求的“硬货”；而转化研究一旦涉及核心技术，出于保密的需要，就既不能申请专利，更不能发文章。在这样的考核评价体系下，谁还愿意做转化研究？

罗永章认为，新修订实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意义重大，他同时表示，高校及科研机构转化研究成果考核及相应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考核评价和工资、奖励制度等方面尚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在科研经费的分配、监管，科技成果转化后产品的审批、市场准入等环节存在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需尽快解决。

政协委员要出“真招高招”

今年已经是罗永章担任政协委员的第7个年头。从最开始“摸不着头脑”到如今“提出的提案基本都被采纳”，罗永章对做好一名政协委员做足了“功课”。

“国家有很多问题需要政协委员出真招高招，我们不能光讲‘动听的’。”罗永章直言，政协委员的角色应该是“查漏补缺”，讲真正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解决问题。

罗永章的提案跨度很大。我国大多数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不承认其他医院的伦理审查结果，临床试验只能在每个医院逐个申请伦理审批，浪费了巨大的时间和资源，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罗永章建议，按照疾病分类制定全国统一执行的细化的伦理审查标准和操作细则；建立伦理审查结果互认制度，以节省药物临床试验的时间，降低药物研发成本。

罗永章受聘担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专家，在与法官交流中，他发现当事人恶意诉讼、向法庭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个缺乏社会诚信的国家，又怎会成为世界强国、赢得世人尊敬呢？”通过调研，罗永章提出了《关于建立民事诉讼中的诚信评价及记录系统的提案》，引起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高度重视。此外，他还提出了《关于改革药品审评收费制度，大幅充实审评人员队伍的建议》和《关于改革创新医疗器械价格审批制度的提案》等。

“尽管是政协委员，但是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罗永章解释，如果政协委员在本职工作中成为本行业的佼佼者，就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也会非常独到和有价值。同时，政协委员也不能做“井底之蛙”，“要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尤其是老百姓，大家认可你，接受你，才会给你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