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年(1903-1990)，受业于前彦吴昌硕晚年得意弟子王个簃老师，为缶庐画派再传弟子，也是海派画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书画篆刻家。刘伯年画作曾至伦敦、巴黎展出，但中道颠踬，隐匿名行，绝迹艺坛整整22年。至1980年代，刘伯年昭雪，随后，这位几近被湮没的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老人及其作品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王个老90岁时在刘伯年晚年的《老吾老图》上题：“丙寅立夏节，伯年弟近作笔精墨妙，别饶佳趣，是我门下第一人也。” 

刘伯年寓居上海63年，是缶庐画派第三代传人，也是海派画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书画篆刻家。因此，对有关刘伯年资料的发掘抢救、整理钩沉显得十分紧要。 

刘伯年素有名望。不惑之年，画作因刘海粟推荐，至伦敦、巴黎展出。但中道颠踬，隐匿名行，绝迹艺坛整整22年。1980年，刘伯年昭雪，受聘入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名籍西泠印社、上海美术家协会;1983年，《刘伯年书画篆刻展览》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行。以后有关评介刘伯年其人其作的文章屡屡见诸 沪、港报刊，这位几近被湮没的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老人及其作品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心虔艺术（1903年-1927年） 

刘伯年原名宗翰，小名年生，字伯年;1942年更名迁，自署思若;晚年斋称今是楼。其名号甚多，又名硕、玉成，“文革”期间曾署道元;又字伯 严、伯俨、伯岩;号天禄、海西亭长、病大夫、青城山人、罨画池长、伯翁、伯公等;斋馆称三竹簃、无佞之室、梅盦、不佞暗、祈寿堂、积石亭、柳垞书舍、淡虑 堂、宝壑暗、晚香簃、病起龛、秦汉八印之斋、秦量汉度之斋、习苦斋、思亲阁、不訾轩、百忍斋等。曾有文章将其字记为“白公”、“白翁”，可能是照录其印 文，而不知古文“白”通“伯”的缘故。 

刘伯年生于公元1903年1月28日，即农历壬寅年十二月三十日，俗称大年夜，故小名年生，而非公历年底。曾有文章将其生年记为“1902年12月31日”，可能是在阴阳年历置换时产生的错误。 

刘伯年祖籍为四川崇庆县梓潼乡双水邨(曾有文章将崇庆误作重庆)。其父泽周公(1880-1918)少时从陈耀堂孝廉、伯父德溥公读书，因在清 末最后一次的科举中未能及第，转而教书授徒。后习医治病，有济世之风。惜其39岁时就早逝(时刘伯年16岁)。父亲闲时研习绘事，刘伯年幼时深受影响，但 以诗书传家的父亲认为此是雕虫小技，不值得学，他只好偷学。粉墙即是他的画“纸”，有一次家中大人不在，他就在墙上大画特画，等到大人发现时，已经琳琅满壁。 

刘伯年抑制不住对书画艺术的热爱，守孝7年后，23岁赴成都考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当了解到教课的老师有的是刚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学生，他就萌生了到上海拜师吴昌硕先生，继续深造的念头。

四川美专毕业，刘伯年已25岁。他变卖旧物，筹资赴沪，没想到沿江而下的水路竟是如此艰难。由崇庆经重庆过汉口，一路军阀混战，沿江舟船被征， 竟半年耽搁于异乡，囊空如洗，几沦乞丐之列。这段坎坷的行程，对谁都是灾难，但刘伯年走过来了。他没有说起当时变卖了什么东西以换钱糊口，也没有说起当时 做什么苦力以挣钱寄宿，他只是感激在汉口偶遇的乡里，代购去上海的船票。三千里路风尘是他追求艺术的首付代价，是激励自己的珍贵记忆。 

没有这一时期他留下的作品，但他留下了为追求艺术而百折不回的身影。

游目骋怀（1927年-1949年） 

吴昌硕(1844-1927)驾鹤西去，对刚抵达上海的刘伯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投师不成，四顾茫然。幸而他询知吴昌硕晚年得意弟子王个簃 (1897-1988)在新华艺术大学任教，幸而他在报考时正遇见王个簃老师。个簃老师见他孤身失路，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却孜孜以求于艺术，就代付了学 费。以后刘伯年又追随个簃老师转读王一亭、吴东迈创办的昌明艺专。 

刘伯年师从个簃老师，习画从写意花卉入手，尤着力寻源推求，泝洄于青藤、白阳、八大、石涛、新罗、玉几之间，直入师门堂奥。 

其《清湘法乳》册(1935年)，王个簃题以“墨趣”。所作水仙、橘、梅、芙蓉、兰、秋海棠、月季花、菊等八帧以墨笔寄兴，自有一股空灵清润之 气泠泠逼人，故海上名人汤安(临泽)、辛壶(楼邨)、刘三(季平)、钟山隐等也多有题句。其泰山黄太玄题跋更见对女婿之厚爱：“此帧为伯俨近作，清而不 枯，简而能逸，运笔运墨胥臻上乘，其品格则介乎石涛、青藤之间，似非寻常少年所能及。”

其《伯年墨花册》(1938年)，王个簃于册端题：“得气之精。伯俨老弟摹陈玉几墨画册子，不泥迹象，喜书四字张之。” 所作兰花、牡丹、竹、荷花、秋葵、芭蕉、桂花、菊花等拟而不拟，得之于心，冲淡气厚，情在形外。故江南名士秦更年(1885-1956)题跋：“东坡诗 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解此可入写生三昧，玉几有焉。伯严手临此册，墨色明润，笔迹柔美，览之足移我情，不必连成海上鼓弦动掺矣。因识其后，以志心 折。”“玉几山人去不回，刘郎笔底见花开。诗歌向爱苏虞好，读画弥令重蜀才。大千、山隐与君皆蜀人，并一时之秀也。明日晨起婴暗居士又题。” 

刘伯年常请益新华艺大的老师张善孖(1882-1940)。以后，其在《美术生活》任美术编辑时，常去大风堂商借张氏昆仲近作和所藏古人名迹载 于杂志，因而与张大千(1898-1983)稔知。张长刘五岁，在平时的交往中将刘看作同乡小老弟。刘虽未入大千师门，却将张看作老师，而胸襟开阔的大千 从无门户之见，乐于教人，亦不以师自居。刘伯年曾临石涛《细雨虬松图》，请教于大千。大千指点道：“钱叔美有言：山水中，松最难画，各家松针凡数十种，要 惟挺而秀，则疏密肥瘦皆妙!石涛画松自有定法，细观之，每每三笔为一组，笔锋先着针尖，下笔轻而收笔重，略加渲染，如此画来，方是真石涛。”他在抚唐宋工 笔时，苦于用色不得其门，大千告之以秘诀：“平时宜多观古人真迹，画会教人，细细观摹，自有所得。吾于用色一道，凡染重色，均以红色作底，绘红色须以白色 为底，绘石青须以墨色为底，绘石绿须以硃磦为底。色之有底，方显得凝重，且有旧气。是为古人之法。”大千画仕女用纸是自己再行处理的，他将调制合适的矾水 灌入喷壶，均匀地喷于纸上，揭起晾干，隔天即用。内中奥秘，罕为人知，却从不避刘。故张大千于刘伯年谊比师深。 

刘伯年因岳父的引荐，与汤临泽(1887-1967)结成师生情谊，其在《不佞暗花卉册》(1937年)的裱边有一段自题：“此册为余三十年前 所制。汤临翁当时曾誉为直追玉几山人堂奥。此言褒奖过甚，曷何敢当。往余习画屡得翁之言传，故获益匪浅。今翁已归道山，不复追随杖履。展观此册，有不胜山 阳闻笛之感也。因走笔述之，以记与翁一段翰墨因缘云。”刘伯年还从其潜心于秦汉鈢印的研究，从其指教始临摹五代、宋、元名画。 

刘伯年与严惠宇结识于1939年。实业家严惠宇(1895-1968)具有民族气节、爱国情操。日本侵华的战火蔓延到大江南北，其先后停办了沦 陷区的企业。上海沦陷后，很多旧家靠变卖家藏维持生计，日伪势力趁火打劫掠夺。严惠宇为设云起楼，奉行“只进不出”的收购宗旨，以保护图籍文物、古玩字 画，不使流入海外，完全不同于一般古玩店有买必有卖的生意经。1942年，严惠宇延请刘伯年、潘君诺(1907-1981)、尤无曲 (1910-2006)三位画家在云起楼鉴定、整理购藏的字画，资助潘、尤，为刘(时任蜀腴川菜馆经理)提供住房(鹤园，现为安福路296弄6号)。此举 是出于其惜才养士的一贯意识，也是对已崭露头角的画家的保护。故刘伯年悼严公诗中有“夙昔从游公健谈，每逢佳士总扶持”之感慨。刘、潘、尤既非云起楼股 东，亦非伙计，严惠宇与三人之谊于师友之间，尤无曲称“云起楼三客”即指此。曾有文章将“云起楼三客”说成“云起楼三剑客”是毫无根据的。 

三客年龄相仿，而刘略年长;三客意气相投，而画艺各有所长。三客合作《素友》图，意在画者的清交薄世。三客与李家本(1918-1999，严惠 宇的私人秘书)合作《夜半客》，喻指四友关系亲密。他们为上海地区文物、字画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体现。 

严惠宇书赠三客之一的潘君诺联语：“茅屋万山中车马不来正避俗，柴门疎竹处簟瓢可乐自忘年。”“避俗”正是三客在日伪时期自甘隐之于市的格尚风义，“忘年”则展现他们遵养时晦，心安清贫的生活，游心于严惠宇之收藏中，得益良多。 

刘伯年借此如饥似渴地临摹《吴道子送子天王图》、《钟馗图卷》等古画，涉足宋人设色花鸟画。其中《武宗元朝元仙仗图》费时八年摹得全卷。刘伯年 深悟缶老“孟皋画从宋人炉中熔出，自是落笔成趣”之述，咀嚼“不知根本，良可于悒”之箴规，虽冷雪飘窗，株守冰清，时寒风号户，一尘不染，操毫面壁，不舍 昼夜。下笔有法，腕底始能融会斯旨，形成识古鉴今的眼界和师古为用的能力，故其工笔花鸟鳞甲创作虽自出机杼，却具有宋人笔意、宋画气息。

养气自守（1949年-1980年） 

1950年代初，上海文管会主办的《画苑掇英》出版，其中第三册上集有一幅鉴定为宋画的《梨花鳜鱼图》。此图无款、无章、亦无题跋，画商陆鲤庭 由北京购得，以为“宋画”，转售于上海。不想，此原为刘伯年早年拟宋人笔意之作。刘伯年得知后，即去信予以说明。此事一经传出，皆服膺刘伯年的艺术才华和 深厚功力。 

刘伯年此时又潜心于五代黄筌、徐崇嗣花卉，其《牡丹》(1950年)、《瓶菊芙蓉》(1954年)、《芙蓉鸳鸯》(1957年)兼取两家之长，或勾线或粗笔，或重彩或点缀，野逸洒脱而神气迥出。 

刘伯年的篆刻是与其书画不可分割的艺术表现形式，时集历年所刻印之佳者，成《祈寿堂印拓》，凡48页，辑116枚印蜕，是其修养积聚、情感宣泄 的体现。其治印发蒙于个簃老师，后又得汤临泽从中指点，循缶老之踪迹，远宗秦汉，近窥皖浙， 寻本求源，心追手摹。个簃老师评其印“刀法高浑有味”。 

解放后，百废待兴，文化艺术也亟待新的发展，亟需专业人才。刘伯年二十多载的静参默悟，其金石书画之艺术风格已趋成熟，得到多方面的推重：已到 国家文物局就任的张葱玉，想请他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整理与临摹工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恢复国画系，诸乐三向潘天寿点名刘伯年，想请他去任教;上 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王个簃则推荐他入画院任画师。 

刘伯年正值鸿图大展之时，偏遭六月飞霜。1958年，上海“肃反补课”时，其所在单位未完成肃反指标。因刘伯年的连襟吴任沧曾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由于这一社会关系的牵连，刘被补上充数。后定“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押至上海市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因其之长，刘伯年被指定在监狱美术工场负责制作仿古画册。其于狱中曾作《竹林锦鸡》，后题：“漆身吞炭唯天问，一片阴霾到曙光。廿余 年前，身羁缧绁，在美术工场所作此帧，未能得其端倪。回溯往事，风华已老，慨乎言之，爰志数语，留得儿辈。癸亥(1983年)夏日，阴雨连朝，浮想联翩， 濡笔记此。” 

“曙光”一现，为“肃反”复审时的甄别，以“保外就医”作纠错处理。 

刘伯年服刑三年半后出狱，已是花甲之年。他自署“病起龛”，作《灵龟》图，动心骇目，发胸中之盘郁，下笔成珍，託诗人之幽思： 

夜梦山中叟，古意何绸缪。 

贶我以神龟，云昔嘉林游。 

误落世网中，灵囿怀故涛。 

细视背上文，纵横成九畴。 

区区忧养生，何事劳蜉蝣。 

老桑不尔禂，灵蓍行尔求。 

愿尔安食息，千岁一出头。 

三复蒙庄言，曳尾行归休。 

谁知“文革”运动又接踵而来，刘伯年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管制”，在狱外也无人身自由。1967年，他中风病倒。愈后，右半身偏瘫，但他以刀笔自奋自持。为避人耳目，其隐去真名，改名“道元”，甚至借用其子“尚同”之名，偷着作画刻印。 

因刻印更不易被人发现，又以毛泽东诗词句入印，可不授人以把柄，故其时所治甚多。现存当时三叠印蜕散页，凡152页，计印蜕377枚。空页上记 有“吴昌石治印尝以下列数语为标准：凡治印必须刀笔兼全，方员非并用，粗细不拘，以自然气为主。不应一味修饰，或生拷硬做。是为至要”。心手相应，直抉 “唯求气势”之精髓。 

刘伯年欲以此养志山泽，不想被告发，一户籍警强行抄走100多方刻有毛泽东诗词之印章，并训诫“不许刻”。 

我曾见刘伯年所临《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粉本，全卷有被横剪两半的痕迹。此因其妻一时愤恨所为，恨“罪业”何重，连妻儿子孙皆负罪名，恨绘事何用，连养家糊口亦不能。 

为能有作画的自由，刘伯年向里委会表示，愿意以画供扬州文物商店用作出口，所得款项缴里委会用于向阳院活动。经过“批准”，终能在家作画了，其潜心于宋元工笔花卉翎毛，心有所着而快。 

这是刘伯年息影画坛的22年，忍辱负重的22年，也是励精更始的22年。 

“曙光”再现，为“文革”结束后。刘伯年在海外的长女禄同投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委员会为父申诉，中侨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邱及过问此件申诉。上海市公安局复查后，作出“摘帽”与撤销“管制”的决定。 

嗣后，长宁区政法委书记黄振中过问刘伯年冤案，长宁区法院宣布撤销原“历史反革命罪”的判决。 

刘伯年的冤狱终蒙浣雪，终能“千岁一出头”。

凌摩绛霄（1980年-1990年） 

重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刘伯年，自署“今是楼”。“今是”出于晋陶潜《归去来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今是楼”是刘伯年重焕艺术青春的标志，是其书画印佳作迭出的新桃，是其人“艺”俱老的印记。 

1983年，《刘伯年书画篆刻展览》在上海美术展览馆举行，展出作品130余件。魏文伯、宋日昌、赵行志等领导同志偕87岁高龄的王个簃老师出席开幕式，这对时年81岁的刘伯年是极大的安慰，对其从艺60年的成果是莫大的肯定。 

展览会上，人群攒簇，争睹这位白发红颜的传奇老人。 

刘伯年的绘画作品，取材广泛，山水、花卉、翎毛、人物皆涉猎;取法雅正，融古人意法为我用，唯诗书积学以自养;工写各擅胜场，工者，化工致为典雅，写者，见天真以神会。其画中诗题，乃是境遇时生，真识相触，性情中来。 

观者争睹与老人一样具有传奇色彩的《金盆饲雀图》，惊讶耄耋之年居然不废早年之所习，不遂之身仍具老到之功力。 

画上，刘伯年题：“余四十年前曾有此作。沧桑后，辗转不知去向。辛酉秋，在桐乡博物馆忽复见之，为好事者伪托宋人笔。世人不察，视如球图。噫!鉴别之难固不易也。今重作此图并记往事云。” 

刘伯年为何发如此之感叹? 

画背后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9月：上海十余名书画家赴桐乡茅盾纪念馆，作画期间，桐乡博物馆张馆长奉上一幅古画请大家鉴赏。此画原为当地一老 中医收藏，在“文革”时期被抄没，拨乱反正时准备归还。桐乡博物馆觉此画内蕴宋人气骨，特邀专家鉴定为宋画。此画一展开，当场有人说：鉴定无疑。退一步来 说，不是北宋也是南宋，不是南宋也是元初。众人称是，独刘伯年默然。次日众人归，随车相送的张馆长特征询刘伯年的鉴定意见，刘只回答说：是抄来的就还给人 家。但张一定要个说法，刘道出此为其旧作，今粉本尚在。众人惊异不已，欲知究竟。于是，汽车直奔今是楼而去，刘果翻出此画原稿，众人皆赞叹不已。

1982年，刘伯年又重画此图，谁知画好刚挂于墙上，家猫忽扑向画上的雀群，利爪将绢拉开一丁字口。画装裱后，其抓痕犹在。 

又，坊间以《梨花鳜鱼图》、《金盆饲雀图》说事，甚或将《老吾老图》拉来充数，谓其“作伪古画”。《老吾老图》为刘伯年1986年抚新罗山人之 作，上有“丙寅夏五月既望，刘伯年写于今是楼，年八十四”题款，何谓“作伪”?《梨花鳜鱼图》、《金盆饲雀图》为其早年作品，画上并无一字一印，无伪造的 前人加题或收藏鉴定印，复见后皆由其本人说明原委;何况当时在桐乡的十几位书画家，未见《金盆饲雀图》上有任何“作伪”的痕迹，“作伪”之说也并未出自亲 见者之口。何有其“作伪”之嫌?刘老生前说：“有人确是拿了我临摹的东西作古画，但我从未卖过一幅这种东西，也从未代人临摹作假。我的临摹是我试溥众长为 我所有的试探。叫我什么摹古专家，我看有点掠美了，不敢当。”此“作伪”之说罔顾事实，或出于“编故事”之臆想，或是不加以考察的以讹传讹，是极不负责任的。 

刘伯年书法作品，与昌硕、个簃一脉相承，古媚奇崛，朴茂苍劲。 

其有信笺论及关于写石鼓笔法：“几十年来，尝观老师、东迈、乐三各师写篆，第一，手提悬腕，掌心要空(东迈少悬腕)。用羊毫长锋，笔要发通，墨 要饱和且浓。藏锋下笔，不能剑拔弩张。粗细相兼，但忌黑气。转角处圆劲有力，笔笔中锋，收笔向上回，横直是一个意思，切忌侧笔。所谓藏锋，是锋藏而不露。 在下笔的同时，照顾行气，忌七零八落，要一气呵成。平时练习，注意腕力，转折要自如，不能为笔支配，要自己支配笔。并且在写字时，不能看一笔写一笔。平时 要看帖，胸中记得每字的结构，在用时胸有成竹，此所谓意在笔先，就是这个道理。习篆的同时，要写隶书。篆、隶有连带关系，篆参与隶，而隶亦本乎篆来，两者 都应懂得。篆书也有捺笔，也有撇笔。” 

亦有诗述及习石鼓之勤： 

“岐阳石鼓越千年，歌哭昌黎泪欲汧;亦有野狐工巧媚，异军安吉并前贤。立雪师门六十年，薪传槐火证诗篇;盛年深悔蹉跎误，岁月催人霜鬓颠。” 

刘伯年的篆刻作品，个簃老师题以“刀法古穆，趣味横生”。 

昔日昌明艺专同门、时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冯建吴题刘伯年印稿： 

印学同门素佩君，个中甘苦不须云;大家矩格周秦汉，险道荆榛鄙野文;一室图书勤食古，三更灯火独挥斤;殃余艺更随年进，雷鼓殷殷起岳云。 

宗师一代吴安吉，出室难于别剏溪;密密藩篱縻鷃雀，泱泱瀛海遯鲸鲵;法精铸凿刚柔济，篆演虫鱼物我齐;能事更看刀意恰，别开生面悟端倪。 

印学家马国权于《近代印人传》中写道：“伯翁于印用功之深似不下于画。缶翁印作固临摹精察殆遍，而于先秦古玺、汉晋古印及明清名家印，亦多所涉猎，所镌印置之古人谱录中，不独难辨，直是佳选。……晚岁所作，尤雄浑朴厚，气息高古。” 

87岁时，刘伯年又一再奏刀，自凿“蜀郡刘迁”、“思若之印”，效以精卫鸣唤自詨;刻石“祈寿堂主”，祷求人间福祥永年!他留下了最后的自励和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