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某电视台曾经播报过这样一个节目：一位来自北京郊区的大学毕业生，因为父母患病卧床不能在外工作，只好辞职在家照顾父母。村委会以帮扶的形式安排了几户村民轮流照顾青年的父母，对这一因病致贫有实际困难的家庭给予了社区援助，通过社区干部、志愿者对该家庭患病夫妇的帮扶照料，男青年后顾之忧得以去除，又能正常工作，其家庭窘困状况有所缓解。

42%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

上面的故事，是全国政协常委何维向记者讲述的有关健康扶贫的一个案例。他认为，健康扶贫既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面，又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体现。上述事例，是针对因病致贫的农户，积极精准地发挥健康扶贫作用的生动体现，对我们国家探索健康扶贫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摸底的调查数据，目前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多数是农民，其中42%是因病致贫，涉及1200多万个家庭。有些家庭即使暂时摆脱了贫困，也往往因为患病而再次返贫。其中，33%是由于疾病影响劳动力导致的贫困，12%则是由于‘灾难性医疗支出’或大额医疗费用而导致。”何维告诉记者，高额医疗费用仍然是导致低收入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

虽然贫困人口大多数都参加了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但因医保支付比例有限，且很多医疗费用并未纳入医保，患者个人和家庭成员承担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并且，那些因为疾病影响了劳动能力的患者，家庭收入本身就受到影响，再加上医保支付的局限性往往让这些贫困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

“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所以，健康扶贫是一项严峻且紧迫的政治任务。根据国家的扶贫目标，用5年时间来全面消除贫困，解决这一长期积累的紧迫问题难度其实很大。因为，比较容易帮扶的贫困地区或家庭等，一般早已脱贫。现在所剩下的贫困人口和家庭，大都在受环境、自然、基础设施、文化观念、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严重制约的地方，即我们常说的老少边穷地区。”何维表示。

健康扶贫尤须精准定位

何维认为，所谓健康扶贫，就是要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首先，要分析造成贫困的疾病种类与类型，并根据共性疾病和特殊性疾病的特点来确定帮扶的具体方案。”何维告诉记者，农工党中央在广西调研时发现，地中海贫血病在广西的发病率高达14.95%，直接导致了该省份出生缺陷远高于全国水平，很多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针对这样的区域性共性疾病，就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综合性的疾病防控策略。

现在，地中海贫血病在广西已经得到明显控制。“这是因为广西实施了地中海贫血病攻坚工程，各级财政加强投入，重点加大地中海贫血病防控能力建设、技术培训、筛查和诊断专项补助等。几年来，地中海贫血筛查技术广泛应用，广大农村人群得到了尽早诊断和干预。这一系列措施减少了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经济负担，有效制止了当地群众因地中海贫血病致贫或返贫的现象。”

其次，要精准识别、确定医疗扶持的对象。“比如，明确患者是否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有哪些其他家庭成员，并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如对于儿童白血病患者，应着力于解决医疗费捐助、减免和骨髓捐献的问题。对帮扶对象的精准识别，可以县为单位，组织对建档贫困人口进行健康检查，对检查确定的疾病患者，根据病情确定医疗扶持的责任医院、责任医生，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何维向记者解释。

“高额医疗费是造成导致低收入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所以健康扶贫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贫困患者医疗费用的减低。”何维建议，相关地区应确保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险，完善重大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切实减轻因病致贫群众的治病负担，防止城乡居民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具体来说，可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出资，对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实行补助，确保全部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基本医疗保障，并适当提高贫困人群在定点医院住院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实现门诊统筹等。如安徽省在新农合的改革探索中，将“三医”由卫生部门统筹管理。至今，参保人数5190万，住院补偿比例58.53%，收支平衡，参合农民广泛受益。现完成了180种常见病的病种付费改革，并将住院即时结报扩大到了省外，与医疗救助有机衔接。大病保险全覆盖，大病保障实际补偿水平近80%，超大额患者接近90%，大病保险已使20余万人受益。通过建立大卫生体制对医保和医疗统筹管理，安徽省新农合改革实现了基金使用效率最大化和医疗服务质量最优化，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有力的健康支撑。

同时，应适当扩大医疗救助资金的规模，将救助筹资机制和管理职能机制化，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水平与大病风险防控能力同步提高，如将现行的医后救助方式改为医前救助或医中救助，扩大救助病种范围，提高医疗救助“托底”能力，逐步实现救助病种全覆盖等。此外，还需要积极发挥慈善组织在健康扶贫中的作用。

“最后，健康教育对健康扶贫而言也至关重要。在贫困地区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提高人们的防病意识和能力，往往能对于医疗费用的节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何维特别提醒。

健康扶贫还诠释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实际上，健康扶贫工作还事关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扶贫的特质在于在不同的地域、人群和城乡之间解决贫富差异的问题。在我国，全面小康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目标，全民健康则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因而，我国健康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代表着我们国家在解决贫富差异问题上寻找到中国特色的破解办法和制度保障，还完美诠释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何维表示。

据何维介绍，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在2015年完成以减贫为核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把千年发展目标融入自身发展规划，率先在减贫领域完成预定目标，减贫目标约80%由中国贡献。“因而，如果我们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必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并且也同样存在贫困人口。而中国扶贫路径的优势在于，我国是从整个国家层面对消除贫富差距进行制度设计，如东部地区帮扶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等。

在何维看来，扶贫还事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升。“扶贫工作需精准到位，健康扶贫则体现着国家通过医疗及其相关手段在消除贫困方面，制度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精细化，而制度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又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之一。”

“不过，健康扶贫并不是孤立的医疗援助。在解决贫困人口健康问题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健康扶贫和其他扶贫手段的衔接，如产业扶贫等，这样才能铲除造成贫困的土壤。”何维特别强调。

“因为，贫困并非贫困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然、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所以，扶贫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多部门配合并因地制宜地制定扶贫方案。比如健康扶贫之后让农民接轨土特产电商扶贫产业，就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物流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作。”

（何维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