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作为中国首部反家暴法，该法律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性质和法律责任，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可依。新法落地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护，与此同时，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有关部门如何有效执行法律条款，成为人们关注焦点。（3月1日中国新闻网）

从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的对家庭妇女权益的保护，到经过20余年酝酿最终成为一部“统一”的“反家暴法”，其间立法的艰辛与坎坷可见一斑，以及这部法律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首部反家暴法亮点颇多，该法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让保护家庭弱者的范围更广、更为人性化；该法明确规定了人身保护令介入家庭领域，使被家暴者面对“暴力”可以直接拿起法律武器，并最大限度保证尽可能少的受到伤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这部新的国内反家暴法，在看到其历史进步意义和更具有现实性的同时，其落实和执行的效果仍让人担忧。

“反家暴法”让法律触角直接触及婚内“家暴”，这是必要的，也是应对多发和复杂的“家暴”现象的必然选择。但家暴的家庭特殊性和隐秘性，又给法律执行和实施带了许多的难度。在家庭生活中，何谓家暴？有时候是难以准确界定的。家庭成员间轻微“对抗”，或者说极为轻微的肢体接触，在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情况下，“受害者”如何依法保护自己？再如一些“冷暴力”问题，严格意义上属于“家暴”的一种，不正常履行丈夫或妻子的责任，“性拒绝”等等，但如何准确认定为家暴？换言之，另一方完全可以“身体不适”搪塞。“家暴”的特殊性在于“取证难”、“保存证据”难，在缺乏明显证据支撑的情况下，即便真的被“家暴”了，被害者可能仍然面临“查无实据”的尴尬。

法律具有“事后性”和“滞后性”，主要及于对伤害行为的事后惩戒。在家庭生活领域，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家暴者长期实施家暴行为，被施暴者却多年来忍气吞声，这本身也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些女性对于婚姻家庭抱有幻想，以最大限度的克制来容忍施暴者，在她（他）们自身不想走出婚姻围城，自己不想举报维权的情况下，法律制定的最严苛也无法起到保护弱者的作用。2011年8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妻子李金（Kim）在微博上公开曝光李阳对她实施家庭暴力，并公布了数张照片为证引发热议。经查实，李阳对其妻子李金（Kim）的家暴行为早已持续多年，最终“忍无可忍”才予以“举报”，然而，她多年来所受到的伤害呢？再如日前曝光的蓝翔校长妻子“举报”丈夫荣兰祥家暴事件，据称其丈夫荣兰祥在其办婚礼当天、怀孕时就打她，且持续已经十余年。法律最终可能会还这些被家暴者一个公道，但法律却无法在她们“最需要”的时候介入和早期干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家暴”，对于受害者而言换来的不过是一纸“判决”和一堆量化了“伤害”的钞票，其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是一生无法弥补的。

法律问题终归属于法律，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家庭领域这一复杂的社会领域中。现实生活中，法律不仅会受到诸多的现实制约，更会直接面临“落实难”。在这部“反家暴法”中明确了诸如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妇联和公安机关等责任主体，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现实语境之下，“责任主体”多寡并不直接决定实施效果，这些“增量化”的责任主体，能不能真正保护好弱者、对家暴行为进行及时干预，仍值得存疑。至少，在一些基层仍存在一些执法单位不能真正履职为民的时下，一些责任主体的“责任”仍未完全界定清晰的情况下，我们身边多见的“家暴行为”仍可能是逍遥法外的结果。

“徒法不足以自行”，这是我们对首部“反家暴法”最担忧之处。试图于“一部法律”解决日益频繁和多发的“现代夫妻家暴”问题，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家暴的产生、遏止，绝非全部是法律问题，家暴行为不仅有法律，还有伦理，还有心理（疾病），还有女性权益保护以及婚姻家庭的习惯，以及女性心理上的怯懦意识等。让弱者“挺直腰杆”，敢于反抗家暴并拿起法律武器，需要培养培育现代公民独立人格意识，以制度体系让家庭成员的经济独立能力更强，让社会舆论更多的保护和关注弱者，这都不是单单一部法律能够解决的。（毕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