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看，政府实施供给侧管理已有成功经验在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区别对待、重点支持，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实行“定向宽松”，结构化运用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第三，从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我国具体国情看，客观上也需要实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结构等方面，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供给，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和隐患，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造概念，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联系实际的转轨与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所谓“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式现代治理，实现中国式超常规发展。换言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及管理这五项。历史经验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过程中，对于发展的支撑和贡献明显。在此之后，难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创新提供“第一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造发展“升级版”新动能。

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约束，包括合理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精准度；推进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构，转变政府职能，等等。

虽然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持之下供给侧实践的“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