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提携争下单

当年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马当路，有一条新式里弄房子西成里，岁月四季在这里演绎成春花秋月，时光流年在这里静候红尘世缘。1924年丹桂飘香、金菊争艳的时节，24岁的张大千举家迁至西成里16号，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鬻画从艺的生涯。16号是一座灰色的两层楼小洋房，他住在楼下，而楼上则住着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黄宾虹。16号隔壁17号住着他的二哥张善孖，两家的客堂互通，当中放着一只大画案，成了兄弟俩共同的画室“大风堂”。而就在离马当路不远嵩山路的一条弄堂内，则住着画坛才子“梅景书屋”的吴湖帆和儒雅君子“嵩山草堂”的冯超然，由此形成了一个海派书画家生活从艺圈。

在当时大师名家云集的上海，张大千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为了生计，他把精仿的一批石涛山水立轴、册页等推向画廊艺苑，不仅销路甚好，而且骗过如陈半丁、黄宾虹这样的画界名流，有“石涛再世”、“石涛第二”之称。但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和丹青理想的人，他明白必须要以自己货真价实的创作立身扬名。于是，他慎重地对张善孖提出：“二哥，我想在上海办个画展，你意下如何？”张善孖听后略一思索后说：“八弟，你想办画展的想法是好的，但办个画展需要钱款、场地，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画作，望你再好好地思忖一下。”但张大千是个执着之人，心有所想，必努力践行。

1925年春深如海、飞红流翠的五月，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宽畅的大厅里，26岁的张大千正式举办了他丹青生涯中的第一个画展。笔墨清逸、气韵盎然的山水，典雅润朗、雍容明丽的花卉及婀娜婉约、姿态妩媚的仕女等，将整个展厅烘托得丹青溢彩、翰墨飘香。

但就在开幕后的一个多小时内，参观者寥寥，场面颇为清冷，正当张大千有些失落、无奈之际，大厅外却传来了一串串黄包车的铃声，和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张大千赶紧迎出去，只见他参加的海上画会“秋英会”的诸老前辈们正从黄包车上下来。“秋英会”的诸老前辈在展厅内一一观赏品鉴张大千的画作，颇为称道，觉得这位青年才子既能追慕前贤得高趣，又能自出己意创新风，特别是其笔墨别有灵性，气格相当高逸，画面中自有一种书卷气。于是，这些可敬的老前辈们纷纷在画下贴上红点订购，有的甚至同时看中一幅《墨笔仕女图》，就这样他们一下子订了30多张。

第二天“秋英会”诸老抢订张大千画作的新闻不胫而走，上海的那些文人雅士及画商藏家闻风而来，百幅丹青被订购一空。张大千正是由此在海上画坛声名鹊起，从而奠定了他职业画家的人生形态。可见这个海上成名展，对张大千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大千与李秋君

一声长叹跪红颜

张大千自是才子多情，恋情遍及海内外。然而，他和上海名媛李秋君之间柏拉图式的情爱却维系终生。

李秋君系海上名门之后，其父李茂昌是宁波籍大实业家，亦是位喜好艺术的儒商。李秋君自小耳濡目染，工于琴棋书画，擅长诗文京昆，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今市二中学)，是本埠名媛才女。当年时兴“石涛热”，李茂昌花了50大洋买了幅石涛山水，得意地邀请女儿一起欣赏，李秋君看了一会儿后，即肯定地说：“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高，将来必有大成。”不久，李茂昌终于寻找到了这位“天分极高”的大千居士，相谈甚契，成为好友。

1921年“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美丽时节，在老家四川内江新婚不久的张大千返回了上海，借寓在李府，并在李秋君所居后楼“欧湘堂”的楼下设了画室。一个丹青才子，一个艺苑佳人，从此共同临摹宋元名画，鉴赏前贤佳作，挥毫泼彩绘画，诗文酬唱相和。从桃红柳绿到层林尽染，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李秋君不仅成了张大千艺术上的知音，亦是生活上的知己，对他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但张大千颇有君子之道，发乎情而止乎礼，“绝无半点逾越本分之事”。可李秋君的二伯觉得他们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不能错过如此难得的金玉良缘，于是就把张大千叫到自己的房中，打开天窗说亮话：“贤弟呀，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如何？”“嗵！”只见大千一下跪在老人前，真切而无奈地说：“实在有负二伯雅爱，李府乃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之理。”

尽管李秋君深受苦恋之痛，但她依然照常侍奉她心中的绝世才子。有一次，她见张大千又在给四川的妻子写家书，便别有寓意地讲：“如果再收一个大小姐为妾，兄该是福分无边了。”“唉！”张大千听后只以一声深深的长叹作答。第二天，张大千画室的门一直紧闭到黄昏，当夕阳勾勒出李秋君伤感的倩影出现在张大千面前时，面容憔悴的张大千竟“嗵！”的一声跪下，声泪俱下地说道：“三妹，我虽年少轻狂，但我知道我这一生将为画而活，为画而死。抛开男女情事不谈，我一生的红颜知己，除你之外再无一人。但我若纳你为妾，将使一代才女受辱，我也必遭天谴……”李秋君从此与大千以兄妹相称，并立誓从此不嫁。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秋君毕竟也是女中君子，她依然一如既往地相随张大千左右。每当张大千离开上海外出办展或行旅写生时，上海诸事由秋君代办，包括收门生等，门生们亦亲切地称秋君为“师娘”，她也不回避。张大千在抗战前夕，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心瑞、心沛过继给李秋君，以相伴三妹寂寞的长夜和孤独的四季，而秋君对她们亦视同己出，呵护有加。其后，张大千又在李秋君的支持鼓励下，远赴敦煌写生，完成了一次艺术上的涅槃。1948年9月，张大千携着自己的新婚夫人徐雯波从重庆飞抵上海，入住李府，与李秋君一起共庆两人的五十寿诞。海派书画家们齐聚恭贺，篆刻名家陈巨来镌刻“百岁千秋”一印相赠，将秋君之名和两人合庆百岁包含在一起。不久，张大千拜托李秋君在上海静安公墓替他订一寿穴，相约死后邻穴而葬，大千为秋君写了碑文：“女画家秋君之墓”，秋君也为大千写了“大千居士张爰之墓”。

1948年12月，张大千与夫人等离开上海飞赴台湾写生。从此，天涯阻隔，遥寄相思。但张大千每到一地一国，都要收集那里的泥土寄给他的“三妹亲展”，后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三妹，听说你最近缠绵病榻，我心如刀割。人生最大憾事为生不能同衾，而死不能同穴。”1971年张大千在香港办展时，听到了李秋君去世的噩耗，他面向李秋君居住的上海方向再次长跪不起，老泪纵横地喃喃自语：“三妹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