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线城市房价快速飙升的背景下，堪称“史上最严房地产新政”已于同日在两地出炉——3月25日，作为本轮房价飙升标杆城市的上海和深圳，分别出台楼市新政，以旨在为过于火热的楼市降温。这迅即成为坊间热议话题。

应看到，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上海房价平均上涨逾20%，深圳房价涨幅更是高达40%左右，如此令人咋舌的涨势，出乎原本重点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政策预期，由此诱发的杠杆式炒楼（首付贷等）更平添了诸多不确定的金融风险。在此情况下，当下房价飙升所涉之相关城市，紧急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有其现实指向性，也是楼市分化时代调控因地因势施策的必然。

对一线城市急速飙升的房价进行必要调控，合乎公众预期，但调控也要多用市场方式，少用限制权利的手段。这就要求有关地方坚持市场化导向，也加强对楼市非理性状态诱因的“精准打击”。

坚持市场化为导向的房价调控，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也是既往10多年行政式调控导致房价“屡调屡涨”后的总结反思。在一线城市房地产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势下，行政式限购可以短期应急，却难收到长远成效。因为房地产供给端（尤其是土地供给）上未作相应幅度扩大，而仅仅压制需求端，最终受到压制的主体只可能是刚需人群，而很难是炒房人群，后者相比前者，天然地更具备应对政策的变通能力及资源匮乏下的资本融通实力，这也是既往行政式调控导致“房叔”、“房婶”频出的原因所在。

像这次，两地将非本地户籍居民购房社保缴纳大幅拉长后，就出现了换房者刚卖了房就失去买房资格等情况，这造成部分刚需人群被轻易拦在限购门槛外，也引发了诸多争论；而“将已婚作为买房资格之一”急就章式的政策，更涉嫌限制公民权利，到头来，可能会加剧为购房而不惜假结婚的现象——以往有些家庭为了低首付购置二套房，夫妻间假离婚的案例早已有之，而若“已婚”成购房门槛，情况会如何，不难想象。

这显然是楼市调控可以避免的“副作用”：楼市调控，应更加注重针对场外配资叠加的杠杆效应作出反应，将楼市导向理性状态。这就需要，在相应加大土地市场的供给量，相对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的同时，更让市场之手在房地产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

抑制之方，在于精准打击场外配资式的高杠杆炒房，打击变相突破住房信贷政策的行为，如部分房企和房地产中介通过P2P平台推出首付贷、过桥贷及自我融资等，都需要严加规范；更应尽快通过房地税的直接税手段，全面取代其他不同明目的涉房间接税，增加投机炒房的成本。实质上，沪深楼市新政中也提到了打击高杠杆炒房问题，这和增加供应能否成为调控重头戏，也亟须用实践来明确。

还应认识到，在中国式楼市的语境下，房价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问题，它一直难解，还与其所涉及的户籍、学区房及高校生源区域分配制度等密切相关，故房价调控，不能止于“就事论事”，其核心抓手其实在“诗外”，这就需要将调控跟这些制度改革系统深化推进。

房价暴涨，很多刚需人群已难以承受，而楼市调控，不能再让他们成为投机者导致的恶果的埋单者。所以一线城市楼市调控，还得在精准打击和避免权利误伤上捏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