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孩子们围在煮晚饭的妈妈旁边。“厨房”就是捡来的一把大伞和几口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老二手里有几封父亲从看守所寄回来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笔迹，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一定要保护照顾好妈妈”，“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怜，法律没有人情可讲，像水电一样无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感叹。

“哎，可惜晚了。”张杏子叹息道。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来劝说的嫂子。

当劝说的对象变成计生干部时，何洪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嫂子还记得，有一回，计生干部都把张杏子绑到了手术台，后来，“两口子硬是又哭又闹跑脱了”。

张杏子说，其实跟着何洪从上海来到四川时，她就想好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几年盘子的她还想过，以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再莫去洗盘子，让人家笑话”。

不过这些，她始终没和丈夫说过。事实上，夫妻俩的交流很少，何洪当过挑夫，挑好几里路的东西才挣一两块钱，此外，还给牲畜看过病、给过路人卖薄荷水。她也没闲着，镇上哪里办酒席，张杏子都会去打下手洗盘子，“跑得比哪个都麻溜”，为的只是走时能带几个剩菜，让家里的孩子开开荤。

夫妻俩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学会了说话，老八老九自己学会了走路。

被摔坏的老六只会傻呵呵地笑，吃饭的时候，她会端上一碗粥，跑到邻居家门前，一边吃一边冲着别人笑，粥顺着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经不行了”。

她的后脑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迹，那是赤脚医生何洪给女儿做完“手术”后留下的针印。

家里穷，医院是去不起的，用药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连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卫生常识和家教一样，几乎没在这个家庭存在过。

张杏子怀着小孩照常干农活，好几次生孩子当天早上还在割猪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没肉可吃、没奶可喂，还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给娃娃洗衣服。

后来去镇上帮厨多了，她第一次听说还有产假这种东西。

“我们懂不起啊，都是我们当妈当爹的害苦了娃娃，让他们没吃到好的，没得营养。”何家的孩子个头都比同龄人矮小。老七11岁了，只有1米出头的个子，像幼儿园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满10岁了，至今仍在读幼儿园。血案发生前，何洪天天叹气，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书读好，或许“一个能人也出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