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佳士得和苏富比全球两大艺术品拍卖公司在香港一直持续举行春秋两季拍卖会，作为亚洲贸易重要枢纽的香港，早已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及拍卖场所。自2013年由香港国际艺术展（ARTHK）更名以来，香港巴塞尔艺术展（ArtBaselHK）今年第4次与公众见面。今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汇集了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的239家顶级艺廊，为3000多名艺术家提供了展出的平台，开辟出艺聚空间、艺廊荟萃、亚洲视野、艺术探新、光影现场、艺文出版六大板块。巴塞尔艺术展使得香港成为结集全球艺术资源的重镇，通过吸引来艺术产业链各个节点的专家，形成了艺术信息聚集地的构建。

在公园里，费尔南多·波特罗，2006

社会发展证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未导致文化差异性消失，不同文化地缘的艺术市场隔阂依然存在，而商业本能的逐利意识使东西方艺术品经纪人通过平台彼此试探价格及兴趣的限度。缘由在于文化进入产业阶段后大规模的效率主导的社会生产过程，严格的制度文明对艺术家和观众的心灵生成了某种程度的异化。以艺术之名，任何的图像和行为，都能够成为或被认为是一种隐喻和象征，迫使观众思考，从而产生新的意识。当下，艺术家的工作成果的收藏，展会成交额，艺术展介入人数等等指标令艺术行业制度愈发清晰。香港作为亚洲和欧美交流双方的前哨，别无选择地成为新价值系统的试验田。

从今年香港巴塞尔的调整可以看到，主办方更加深入、广泛地辐射亚洲区域的艺术生产。巴塞尔艺博会总监Marc Spiegle表示：“2011年，巴塞尔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只是参与者。亚洲画廊缺少展示的力量，但必须与西方画廊有一个平衡的存在”。巴塞尔艺术展亚洲总监黄雅君表示，今年的巴塞尔香港展会更加深入、广泛地辐射亚洲区域的艺术生产，以“亚洲视野”（Insights）展区单元为例，不仅汇集了艺术家个展，更为亚洲及亚太地区的主题策划型展览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尽管巴塞尔艺术展“以挖掘与推动潜力艺术家而闻名”，但香港巴塞尔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不了解亚洲地区艺术史的人们了解我们”。

公众参与度仍是香港艺术博览会的一大特色。原本“会展经济”就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展销，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事实上，展会不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带来无法估价的社会效益，而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全球当前的艺博会在营销战略上，已经不可以只谈展销内容，还需要更多周边活动，一方面是知识型消费模式下的推广策略，另一方面是开拓未来收藏家。对年轻收藏家而言，古董收藏涉及复杂的真伪识别和质量鉴定，而收藏现当代艺术相对容易。

展会中藏家在展场内不断往复，暗中审视着自己中意的作品。巴塞尔艺术展从市场的角度清晰地反映了画廊自身的一个生态体系，三楼的作品质量明显高于一楼，而且三楼画廊主要是以世界顶级艺术家作品作为支撑。期间可以看到毕加索、马蒂斯、莫兰迪、米罗、马格利特、安迪·沃霍尔、塔皮埃斯、巴塞利兹、封塔纳、赵无极、大卫·霍尼克等大师作品之外，一些正在崛起的知名艺术家同样受到藏家关注，如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韩国的李禹焕以及中国的汪建伟等等。同时还可以看到来自国际一线的主流艺术家，如草间弥生、杰夫·昆斯、杜马斯、里希特、达明赫斯特与杜马斯等。

中国买家在对艺术家的选择上，重学术性去商业化的态势有很大提升，对于艺术品的接受度也变得更为包容。买家逐渐关注学术导向，注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国际地位，甚至更趋于买卖双方试探性的交流。除了如张晓刚、叶永青、王广义、曾梵志等人的作品外，也有很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创造力刷新了很多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纵观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去年开始的泛亚洲之风仍在发酵。就买家而言，香港巴塞尔看重的是亚洲的中国藏家；而针对艺术家香港巴塞尔更侧重泛亚洲文化。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香港巴塞尔既是秀场，更是卖场；艺术品似乎更像资本游戏。他们对巴塞尔的熟知和了解主要来源是媒体对展品的解读。他们眼中的巴塞尔艺术展新、奇、绚、玄，再加上吐槽类的传播和一些批评家片面性的文字调侃，使得大众认知难免偏颇。诚然，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并非吐槽者或批评家主管的言说，但也不是建立在学术高度上的展览，它仅仅是以亚洲为主要区域、商业背景下当前艺术生态的反映。作为以艺术品经营为主体的艺术展，商业性必然是核心要素。因此，主办方自然会站在市场、机构、藏家的角度呈现当代艺术的现状。

在我看来，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不会是瞬间失去的风景，而是构筑亚洲艺术博览会体系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