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所以家人给他取名为“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

钱钟书在读书中，还对读字典、辞典有着特别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读过。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从上海动身，一同赴遥远的湖南安化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途中，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读得津津有味，真是不可思议。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他们当时被困在上海，物资贫乏，生活很困难，而钱钟书是视书如命的人，那时没有什么书可以看，钱钟书就是看字典。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所幸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文学所“先遣队”的成员最早去了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当时他负责给大家烧开水，加足煤以后，利用水未烧开的这个空间，便抱着一部比砖头还厚的外文原文辞典阅读。后来，干校迁至息县的东岳集西北，钱钟书负责信件收发工作，1971年，五七干校离开息县东岳集，又搬到信阳附近明港的一座军营里。在这期间，钱先生只要有空，仍抱着那部比砖头还要厚的外文辞典，攻读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