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年人搭建平台

记者：在“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颁奖典礼暨大数据时代下的青年人才培养论坛”上有这样一种声音：业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或者评价录用文章追求名人效应，更青睐于资历深的老学者。有的年轻学者遇到苦学无门的窘境：文章再好，却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

黄长著：青年学者反映的困惑普遍存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每一位年轻人的成长离不开前辈的帮助，我们要关心、支持年轻学者的事业发展，为他们搭建一个有利于成长的学术平台。

我的成长发展经历就印证了这一点。1982年，酝酿已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启动时，我荣幸被推选为语言文字卷“语言学”和“世界诸语言”两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作为一名“小字辈”，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接近中年的科研人员，连副高职称都没有。所以，机会来临时，我既兴奋又紧张，不敢轻易接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到了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等前辈学者的亲切关怀和鼓励。在编纂的过程中，他们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我操作的方法，诸如：“不要急着动笔，先把相关的资料收集起来，看看世界上各大百科全书类似条目的撰写，然后再看一些有影响的比较语言学的书，最后再起草写作提纲”等等，让我受益匪浅。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终生。

这个平台也成为我人生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因为这两个词条的编纂，让我慢慢涉足这个领域，并且在国际上得到了好评。后来，我还承担编写了《世界语言大辞典》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当初如果没有老一辈的学者们在我人生发展关键性的时候给予关怀和支持，到今天为止我可能无所建树。

记者：社会平台固然重要，但自身的修炼起着关键因素。您认为青年学者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黄长著：的确，每一个“有名气”的老学者都是从最初的“没有名气”的年轻人过来的。但是一个人从无名到有名，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突变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是需要长期积累，要甘于坐冷板凳。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通晓英语、法语和俄语，对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也有所涉猎。为了保持对外语的敏感反应能力，现在，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我每天都要坚持背一二十个新单词，临睡前至少看半个小时原文著作。还常常看各种英文的电视节目锻炼听力，即使是中文节目，也要默默地用同声传译的方式译成外语，从而查找自己的知识缺陷。多年的坚持，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习惯。

不赞成学部委员终身制

记者：在当下，作为“终身荣誉”的头衔的院士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而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有着“社会科学界院士”之称的学部委员，也成为院内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身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您如何看待“学部委员终身制”？

黄长著：我不赞同学部委员终身制。我今年74岁了，在回顾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老并不是一件坏事，老而弥坚，可能还是一些财富。但是这个社会不能只靠这些老人继续下去，未来的学术研究及国家的发展，更多的需要中青年的学者来承担。

我们现在的反应力、记忆力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学者，将来就会出现人才断档、知识断档、断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更多需要中青年来承担，未来国家发展、学术研究的重担还在年轻人身上。

记者：对于中国青年学者群体，您有什么期望？五四青年节之际，请您寄语青年学者。

黄长著：我在欧洲工作过几年，也参加过很多项目的评审。一个现象值得深思：他们在对每一个学者的介绍中都有这样一条：“他的研究兴趣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好像不太尊重学者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年轻学者。

只有感兴趣的问题，他才能尽心尽力地去研究，把问题研究得更透。所以，我希望我们尊重学者的研究兴趣，给予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大的发展平台。我亦希望学术期刊的编辑们善待那些尚没有头衔和名气的年轻作者，给他们的发展留出一点空间。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有一大批的人才来支撑，所以人才建设工作做得怎么样，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呼吁社会要善待青年学者，我也相信青年人才，能够挑得起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重担。

人物介绍

黄长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语言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领域卓有成就，代表作有《世界语言纵横谈》《各国语言手册》《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及实践的发展趋势》(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