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立独行的鲁迅，总是说自己对“文学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则，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新青年》最为畅销时，每期的销数可达16000份，在全国各地有74处发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两处。但1920年1月，随着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虽然略感颓唐却并不讶异。之后，鲁迅创办过同人刊物《语丝》，也为《申报》的《自由谈》等写过许多杂文，但对于曾经的《新青年》同人显然是极为怀念的。1932年，他充满感伤地回忆起当年的并肩战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战斗的意气”，正是《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愿意为之呐喊的真正原因。“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荧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是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写下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直以来对于青年人最真实的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