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起医疗纠纷的报道吸引了舆论关注。一起是男子“右肾缺失”， 安徽宿州居民刘永伟去年6月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胸腔手术，数月后在多家医院检查均被告知“右肾缺如”。一起是广州医生家中被砍身亡，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陈仲伟,在家中被20多年前患者持刀砍伤,身中数十刀,后经抢救无效逝世。（5月8日《新京报》《南京晨报》）

关于医疗纠纷的爆料和新闻，通常会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是信息的碎片化与认知的刻板成见。本来，社会对医生、对医闹就形成了刻板成见，甚至是偏见，人们在做判断时会让成见跑在理性前面；加之，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以及一些传统媒体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有关医疗纠纷的舆论就可能不断发酵。同时，信息的碎片化与认知的刻板成见是相互促进的：当信息碎片化时，刻板成见就更容易被调动；而当心中存在刻板成见时，人们就会更倾向于接受简单、片面的结论。

当然，还有两个层面的原因需要关注到：舆论的站队与看病贵看病难的现实。在面对冲突性、争议性的事件时，人们往往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诉求的不同、意图的不同，而陷入一种舆论站队中。在这种站队中，人们匆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急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有时就忽视了事实的真相，忘记了沟通的必要。结果，虽然舆论领域看上去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但事实是，不同观点之间无法有效、理性交流，议程也不能推进和深入。在医疗纠纷的舆论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站队现象：不仅医患之间存在舆论站队，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也会因为认知层面的不一，而存在站队现象。

人们之所以对医疗纠纷如此敏感，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看病贵看病难的背景。因为看病贵看病难的客观存在，医患之间的关系就容易紧张，患者难以对医生产生足够的信任，他们会觉得看病贵看病难是医生造成的，医生的主要任务不是把自己的病看好，而是盈利。当然，医生也难以再把患者看成是需要身体和心理双重抚慰的弱者，他们要提防患者抓住就诊和治疗中的瑕疵与问题，小题大做、索要赔偿。于是，过度医疗的现象出现了；于是，医疗纠纷的概率增加了。当医生和患者因为看病贵看病难而失去彼此信任，并不再心平气和时，医疗纠纷必然增多。

要想消除医疗纠纷，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如果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缓解，那么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融洽——当患者承受看病贵看病难的压力时，他们需要一个发泄和抱怨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他们最直接接触的医生，一旦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作出患者不能接受的表现，医疗纠纷立刻发生。另一方面，建立中立客观权威的调解机构。有纠纷就需要解决，很多医疗纠纷与极端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调解机构公信力的丧失。当人们不再相信调解机构和机制时，想到的就是医闹，就是上访。虽然，中立客观权威的调解机构并不能消除所有医疗纠纷，但是却可以防止医疗纠纷的严重与恶化。

理性判断需要充分信息，这对报道医疗纠纷的媒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报道医疗纠纷时，媒体应该提供周全而深刻的信息。所谓周全，就是信息必须全面，不能以碎片化的信息添油加醋，更不能以片面化的信息撩动刻板成见；所谓深刻，就是信息必须深入本质，让人们在解读新闻个案时能对深层存在的问题充分关注，以推动话题到议题的转移，促使议程能够理性深入展开。这是媒体应该起到的作用。若在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时，媒体总是抱着心灾乐祸的心理报道医疗纠纷，那么关于医疗纠纷的舆论就不可能理性客观，反而会充满对站队的惯性与暴戾的气息。（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