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命

1913年冬天，四川营山安化乡一个姓王的贫苦佃农家庭迎来一个女孩，取名乙香。

叛逆童养媳剪下长辫闹革命

王定国与谢觉哉

20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小乙香一家处在社会最底层，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乙香六七岁时便不得不像个小大人一样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那时候，她跟随父母外出给人家干活，推磨、养蚕、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在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时，小乙香抱着和自己一样高的磨棍，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摔倒。主人家有时候给几文铜板，有时给点麦麸子。麦麸子拌着切碎了的红苕叶子，便是小乙香一家人的“美味”。

贫苦生活却锻造了小乙香倔强的性格和刚直的本性。被军阀抓了壮丁的三叔从兵营里偷偷逃跑了，拉兵的头目和当地的土豪便用铁链子锁走了小乙香的父亲，并要王家请客摆平此事。平地起风云，这件事使本来就没有根底的王家不亚于一场地震，小小年纪的乙香毫不胆怯，她冲来人说：“人是你们拉走的，跑不跑我们又不知道，凭什么抓人要钱？”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竟敢如此顶撞，恼羞成怒的恶棍们狠狠地把小乙香揍了一顿。为了平息此事，王家只得把栖身的茅棚卖了两吊钱，给当官的送礼。一家人只能在街上租了半间草房，凄惶度日。

即使一家人倾尽全力去“讨生活”，仍摆脱不了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因为贫穷，乙香的一个妹妹活活饿死了；后来，父亲染病身亡，家里没钱安葬，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4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15岁的乙香也被送给一个李姓人家做媳妇。缠着小脚的她每天在田里一身泥一身土地干活，婆婆生气时就揪着辫子打她。每次被打后，乙香都会跑回自己家，在母亲那儿寻求一点安慰。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乙香有两个舅舅，都是耿直刚强的农民，他们与地下党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人成了好朋友。乙香家租住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进来，屋里的人可以从后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两个舅舅常常带一些朋友来乙香家里开会，谈论一些穷人翻身、男女平等的事儿。

因为这个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以卖酒作掩护。每天，乙香和母亲在前面卖酒，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从后门离开。负责放哨的乙香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同样不知情的母亲只是对外称这些人都是自家的亲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

以卖布做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乙香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乙香当时是个聪明能干、性格开朗、能说会讲的姑娘，她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一些革命知识，后来就到处去向农民宣传。

渐渐地，乙香不回婆家去了，她帮着送信、放哨。在杨克明的鼓励下，乙香剪了长发，放开了刚裹不久的双足。“放了脚走路安稳，走山路快，干活有劲。剪了辫子，大人想揪着辫子来抓我也不容易了。”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让乙香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李家族长知道后，派来几个人，要抓乙香回去。舅舅和朋友们凑了40多块银元，结束了她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乙香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乙香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起，代表过去的“乙香”不见了，“王定国”这个名字伴随了她的一生。

由于四川军阀杨森的反扑，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支援红军作战，成立了400多人的营山县妇女独立营，王定国任营长。她带领妇女营的同志们手持梭镖大刀，和男同志一起冲入敌人阵地，杀顽敌，抓俘虏，英姿飒爽。

1934年初，党派王定国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纸和笔，王定国和同学们就相互在别人的背上学写字；而且，全凭记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苏维埃颁布的《劳动法》《土地法》就是他们的教程。虽然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但之前不识字的王定国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字，如“人”“风”等字。

在苏维埃学校学习时，王定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工作队，奔赴红江县。在这儿，她结识了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那时她很年轻，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枪。”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5年回国后，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王定国把张琴秋称为“没有授衔的将军”。

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王定国与同志们一起向贫苦农民做宣传工作，扩大红军，平分土地，组织农民给前方作战的红军送粮米、做军鞋，还拿起武器勇敢作战，保卫革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