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总会喋血案,乃美国史上最严重枪杀案。凶犯奥马尔·马丁单枪匹马、滥杀无辜，手段残忍、丧尽天良。致上百人伤亡，平民多流血，苍生竟何罪？几天来，涉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警方反复咀嚼，尽可能将一些细节与背景像淘金般筛选出来，并按恐怖袭击方向展开调查。

“9·11”事件15年来，接踵而至的“4·15”波士顿爆炸案、南加州“12·2”枪击案，及佛州“6·12”喋血案3起大规模恐袭对美国的社会稳定、国土安全造成重大冲击，搅动了美国大选，甚或摧毁了美国民众的心理、文化、道德、法律上的多道安全界线。

这几起血案暴露出美国恐情变化的新特点：奥马尔·马丁是独狼为战、快闪行动；赛义德·法鲁克和塔什芬·马利克是“杀戮夫妻档”；察尔纳耶夫两人则是“恐兄恐弟”。案犯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美国国籍、土生土长、案底不潮、未被监控、移民后裔、藏身闹市、混迹百姓，被左邻右舍视为“自己人”而不加防范。

奥巴马总统将奥兰多血案定性为“本土极端主义”案件，认为国内极端主义崛起令人担心。实际上，早在波士顿爆炸案之后，奥巴马即承认，美国面临的危险之一是境内“自我极端化”的个人：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但或受其影响产生变态念头。这类威胁更难防范；关键是需找出嫌疑人极端化行为的原因。

奥巴马的观点反映了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职能机构对案情的判断。对威胁来自于国内的定调，即认定这几起案犯在组织、“国籍”、资金、人员等有形网络方面，与IS、“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无直接联系，但思想激进、形散神聚，仇视社会、随意行动，接受极端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观念。

对案犯系“本土极端主义”的定性，道出了美国面对由“弱敌”构成的严重威胁。人们不由得要问：IS掌握什么利器、法宝能够“诱良为恐”；这些年轻人“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国外反恐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伊斯兰激进主义渗透、蛊惑是案犯铤而走险的催化剂。

正如法国国际战略顾问塞缪尔·劳伦特在其专著《IS大解密》中披露，激进“萨拉菲派”思想在欧洲已成显学，激进分子谈经论道，深入浅出，极具诱惑力，吸引了不少美欧青年。以致本土型恐怖分子迅猛增长，被抓捕、击毙、转化的恐怖分子远不及受激进意识形态毒害的人数多。

此外，美国文化的阴暗面———“枪支、毒品、暴力”及同性恋等———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移民后裔的心灵。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与极端思想网站的接触，“自己人”的口耳相传，使他们对局部战争、宗教冲突、贫富差距、社会不公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你、我、他划分，有了自己的文化、信仰准绳。

要言之，按网络、语言、文化等“象征分界”划分，弱化甚至抵消了“地理边界”的划分，导致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道德认同愈发分离，案犯内心视身边的美国人为“他们”或“你们”。凡是“你们”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你们”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由此，足以折射出美国部分年轻人政治基因发生的“恐变”：身土不一、向IS效忠。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9·11”以来15年间，美国情报与反恐部门的脑袋还是清醒的，既未因安享泰平而“敌去而舞”，对国门外的恐情掉以轻心；亦未“敌存而疏”，对卧榻之旁的威胁熟视无睹。为确保“本土极端主义”队伍得不到补充，必须有完善的文化战略，铲其根、挖其种、枯其水、遮其光。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