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孤山，四君子创社

过去，有人会把西泠印社的建立揣测为一群富裕文人所做的风雅之事，然而若追溯当时的社会环境，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批非常背时的人在做着非常小众的事。

▲1988年11月10日，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在印社孤山社址柏堂前举行

相较那时大家所普遍关注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以至新文化运动而言，金石篆刻之类，并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在此种时代背景下，于孤山蒋公祠时常聚会的丁仁、王禔、叶铭和吴隐(西泠印社建社四君子)有感于当时文化界的传统虚无主义及印坛虚饰、纤巧的习气，寄望于回归秦汉的传统，便萌生了结社之意。这也决定了西泠印社在结社之初便与“南社”等文人革命社团不同，后者有着明确的“反清”政治宗旨，而西泠印社将社团性质定位在了文化传统的范畴内。站在今时回望，或许这在某些人看起来甚至有些迂腐的书生之见，却恰恰成为维系西泠印社百年不衰的精神根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纷纷让贤，并不任社长一职，但他们对印社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拥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他出身世家，祖上是杭州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所藏丰富。丁家以传统文人的文化自觉和士绅担当对地方有诸多贡献，在杭州有着很大影响。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刻印各方面多有建树，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

同为世家大族出身的王福庵，作为篆刻家享誉于时。20世纪30年代，他设帐课徒，门生遍布天下，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起到存亡继绝之功，而对近代印风，更有开辟风气之力。他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之威望、影响。

四君子之三是叶铭，他是西泠印社的“大管家”。筹备雅集开展活动，金银管理，孤山维护，他一个人无怨无悔地来承担。此外，他还不断钻研铁笔，有大量的创作印谱存世。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使在近代印学史中也难遇敌手。

而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兼具经商和篆刻的天分，不仅创制了优质印泥，为当时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还开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并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得以有今天的景观建筑规模。

总体说来，丁仁有定位之功，王福庵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不以篆刻自囿，不以地域而围

如果回溯中国艺术史上文人结社的情况，西泠印社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然而以“印社”论，确有开山之功。这里所说的开山之功，是强调其将印章这一“小技”“配角”的“匠作”之事提升到“印学”的学术层次并建立起相关的研究系统。

▲饶宗颐 播芳六合 行书 65cm×212cm 2012年

当我们去反观那时社员的情况便不难看出，他们以篆刻为看家本领，但对篆刻学术、文字考证、金石鉴定、书画之道均有深入广泛的涉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宏观意识，即要通过印章去衔接于当时衰落的国学，这便将西泠印社的文化高度建立起来。这一方面得益于首届社员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开阔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与篆刻艺术本身的属性相关——治印与文字、书法和金石紧密相连。面对当时西方文明大举引进并为国人所重视的普遍情况，很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但有他们这样一批人，秉持着“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主张，通过印这样一个切入点延伸到书画等各领域中去，使篆刻提升到一个衔接于国学，衔接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位置上，以继承、研究和发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孜孜不倦地承担起这项事业，这便是不囿于篆刻的传统。

此外，建社四君子邀请居于上海的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更有着深远的眼光。作为集书、画、印于一身的巨匠，吴昌硕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又积极推动与日本艺术家的交流，使印社从一起步，就跨越了地域和国界限制。体现出西泠印社在组建和发展上所秉持的开放态度。此后的历任社长：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和历届社员也将其延续，借助社会各方力量和资源，致力于将篆刻与印学引申到更广阔的大文化层面，时至今日，西泠印社社员遍布世界各地。

▲启功 行书西泠印社九十周年纪念轴

“东学西渐”：西泠印社在今天的担当

西泠印社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学术担当，这也是有源可循的。我们看过去的照片，这些篆刻家和社员以长衫打扮，戴着瓜皮小帽，仿佛很守旧的样子，但其实他们的心态开放而现代。时至今日，我们如何继续发扬这样的传统，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首先，在充分研究西泠印社历史的基础上，明确了两个发展目标，一个是重振金石学，一个是坚持诗书画印的全面发展。

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没有位置，高校和社会想要开展成体系的金石学研究相对困难，而西泠印社不仅在渊源上有着学术传统，又从组织结构上拥有开展研究、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我们自觉地肩负起重振金石学的任务。这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恢复过去的碑帖墨拓技术。墨拓技术因为现代印刷业的崛起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生存环境，比如清末风行的“全型拓”就已失传。故此，我们提出重振金石学的口号，并召开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让大家共同聚焦金石学，先恢复历史文化记忆，再发扬光大之。

▲何水法 录黄宾翁语录一通一页

▲何水法 读曾文公文集有感一通一页

▲童衍方 论胡钁晚翠亭长印一通一页

▲吴静初 赵子昂《纪旧游》一通一页

第二是坚持诗书画印综合发展的原则，这是就当前美术学院分科教学体系情况提出的反思。当今的学院体制中，绘画、书法、篆刻等分门别类。相比过去综合式的文人培养方式来说，学科细化带来今人文史基础薄弱等不良后果。所以由较灵活的艺术社团体制来倡导这个原则，强调对国学文化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我们在国图主办的“感悟经典”手札展便是一例。这一展览从形制上对书写者提出了统一的格式要求——在特制“十竹斋”笺格纸上进行创作。其实我们在此提倡一种“日常书写”的理念。因为书札文牍是学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普遍形式，是过去文人进行交流和联系的重要载体。回溯这样的传统，需要艺术家平常的感悟和自然的书写状态，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也得以展现，实际上是给当代的书法家提出了一个专业与文化修养上的挑战。

▲鲍贤伦 论入古一通一页

▲陈振濂 山色画图中

▲李刚田 楼观门对联

此外，我们还注重发挥西泠印社文化引领和学术居先的作用，着力于海外交流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现任社长饶宗颐先生特别提出，目前西泠印社要肩负起“东学西渐”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后，国富民强，不复建社之初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我们有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向外推广的能力及平台。此次喜迎G20的文化系列活动，正是我们东学西渐的一部分。国际化的要求为我们提出挑战，如何利用篆刻和传统文化介入传播是我们思考的方向。鉴于此，在本年度提出的创新实践目标“图形印与非汉字印章的创作与研究”取其世界的通用性与图像的高认知度交流优势，就是我们的一次团体尝试。这种不同于以往基于传统古文字进行创作的篆刻形式，从更大的印章概念出发，对于文化交流和国际推广而言有着更为直接、通俗的特征，它可以打通因文字和语言导致的文化隔阂，寻求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为将“中国梦”推向世界，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诚然，东学西渐面临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是西泠印社在今后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

（此文据2016年6月中国国家图书馆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