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做出公正评判：“只有最坚决抗日的，才能做中国的天然领袖。”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坚决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农工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 280 余人发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实质性共识。这种共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源头。

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从生死存亡的考验中认识到，要支撑起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巩固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核心力量的作用。共产党纠正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

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正确估计当时政治形势，理论论证了“各党派合作抗日的相关问题”，明确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兼具，指出革命不仅需要主力军，还需要同盟军。从1936年2月到8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以及各党各派提出六项共同行动纲领，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主动改变国难当头两个政权的对立；毛泽东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 多人；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还建立“三三制”政权，顾及各党派、各阶级，通过协商民主协调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毛泽东在1937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梁漱溟1938年1月访问延安期间，为毛泽东论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深深折服并从此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发表文章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民主党派深感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十年前国民党“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之前嫌和仇恨，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民主党派要生存和发展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只能同共产党结伴同行。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蒋介石没有料到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更没有料到民主党派会完全同情并站在共产党一边。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从全面抗战之初对国民党寄予厚望，到把实现民族解放的希望重新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