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领导人胡厥文曾说过，“开始认识共产党，完全出于偶然”，1932年他去陕北考察期间，听到几位老百姓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的话，使他灵魂深处产生了从没有过的震撼。胡厥文说：“我这个人，秉性很倔，谁都别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那一套。所以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三、 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民主党派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选择了跟共产党走。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斗。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针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能和腐化使国民党在中国彻底失去人心。”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蹒跚寻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45年的旧政协会议制定的和平建国方案较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确保私有制，实行经济民主、消灭贫富悬殊；在军事上军权属于国家；在外交上保障领土与主权完整、兼亲美苏。他们还欢欣鼓舞地公开宣布，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决不进行争夺政权的行动。

中国的问题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吁”就能解决，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用和平改良的办法让独裁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难逃。旧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制造了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汉、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进步教师；蒋介石于7月初又发布了《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民主党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枪杀；10月27日，国民党以勾结“共匪”为由，蛮横无理地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予取缔。民盟被迫宣布解散，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只能转入地下。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朱学范写信给李济深说：“中国的中间路线，自从政协被破坏，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经死去了。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

在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面前，在其加紧对民主党派迫害的严酷事实面前，在国共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政治现实面前，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不断靠近共产党而远离国民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写道：“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共产党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