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农作物秸秆不能烧——烧了危害重重,会造成大气污染,产生大量有害物质,对人与生物健康都形成严重威胁。

而不烧,就要为其找到“好出路”。但如果仅仅是将其当做伴生于农业产品的体积庞大数量众多的废弃物,“秸秆去哪儿”依然是无解难题。

行不通,那就需要转变观念,使秸秆的“废弃物属性”向“资源属性”过度。让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显形”———这正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使命,让秸秆价值最大化,成为农民舍不得烧的“宝贝”。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秸秆综合利用,纷纷出台相关意见政策。2016年两会,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提案也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据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田杰介绍,7月上旬,全国政协也将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门就此进行协商。

2016年5月30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出发,赴农业大省山东、河南,就“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专题进行重点提案督办调研。7天紧凑行程,调研组到山东聊城市、菏泽市,河南开封市、郑州市等十余县市,走企业、听汇报、问农户、看实情,了解当地综合利用现状和经验,也总结困难与教训。

加强政府引导

为秸秆综合利用“保驾护航”

据统计,2015年全国秸秆产生量近10亿吨,可收集资源量近9亿吨。

避免秸秆泛滥成灾,不让秸秆“非烧不可”,不仅是农民的事,更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全社会的大事。然而,当下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何让利用之路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也需要政府部门及时引导、相关政策充分保障。

“全省各地成立了相应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召开专门会议,制订工作方案,为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5月30日上午,调研组抵达济南,立即召开座谈会,山东省副省长赵润田向调研组汇报了山东政府经验。为推动综合利用,省里还出台了《山东省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2016—2020年)》,提出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分解重点工程,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指引与保障。

在河南,副省长王铁也介绍了类似经验。“去年以来,省政府连续下发两项通知,明确指导思想、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落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细化各相关部门分工……”

调研所到各市县也对政府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中的定位、作用有着一致认识。然而,在对企业、农户、农业合作组织的走访中,调研组也发现,各个相关方对政府、对政策仍有“要细化、要精准”的强烈呼唤。

“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投资不足,企业自有资金有限,投资回收期长,融资难。”在山东省聊城市朝城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向调研组诉心声,“希望能调整财政补贴农业政策,采取财政担保方式向企业授信贷款,贷款期能长一点,利息能低一点。”

河南新郑市憨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也有同样的愿望,“秸秆分布散,收是大问题,希望政府能‘拿一点’,让企业赚一点,这样受益的是农户,也是环境。”

在驻马店平舆县,农户、企业、农机局负责人、秸秆经纪人将秸秆利用中需要政府、政策给予的引导支持集中总结了出来。“我们农户如果用秸秆还田,加上深耕深翻,一亩地成本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近60块钱,现在政府补贴是不够的啊!”“我们企业作为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在电价、减免税收方面,也希望有一些公平的优惠政策。”“现在打捆机等机械都是私人的,补贴额度远远不够。”“都说收储运是难题,但是一直没有好政策能真正让安全储存、便利运输有保障。”……

总结起来,秸秆综合利用各相关方对政府、政策的呼吁,正是分布在利用链条的各个难点环节:秸秆还田、离地成本补贴,农机具补贴额不足,储存难题,企业政策等等。

“在政府层面,目前一定要加强对利用企业在用电、用地、金融等层面的扶持,提高专项投入,并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提升工作指导的针对性。”在调研组成员内部座谈会上,罗平飞委员说。但同时,不论扶持还是补贴,都要“理得顺、有规矩”,尚勋武常委就提到,“不能在各个环节都搞补贴,那就乱套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要做好预算。”

在政府具体工作上,温香彩委员更是“尖锐”建议,“各地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派干部盯禁烧工作,能不能让这些人在农忙时候帮着农民把秸秆运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