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本报从今天起在统战新闻版推出“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朋友”专栏，刊发党外人士讲述自己与中共党员真挚交往的故事，敬请关注。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作为无党派人士，在我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身边有数不清的共产党员朋友，既有倾心提携教诲的师长，有支持我放手工作的领导，也有在工作生活中真诚互助、密切合作的同事。他们身上闪耀着的先锋品格和人性光芒，成为帮助我不断进步、沁润在心脾的正能量。

从北京戏曲学校任常务副校长，到调任北京市文化局担任副局长，再到担任国家京剧院院长的整个工作生涯中，我感觉作为党外干部手中始终是握有“实权”的，这自然与党组织的信任、主要领导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北京市文化局担任副局长期间，与时任党组书记于长江的合作经历是十分默契而愉快的。于长江是我在北大的校友，他年龄长我几岁，在大学中并不相识。于书记是1994年到北京市文化局担任党组书记、局长的，当时我正率团在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一天晚上，我在台北接到了于书记打给我的第一个电话，电话里他像一位老大哥似的送上问候，询问我们在台交流的情况，叮嘱大家注意身体。交流团回到北京，于书记亲自到机场迎接了我和同志们，令大家颇感意外，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谋面。

与于书记共事期间，他充分信任支持我，在原则范围内绝不插手我具体分管的工作。当时我分管艺术创作、专业文化和下属的院团、学校等，文化局系统有7000多人，我分管的就有4000多人，事权不可谓不大。一开始局里开党组会时我刻意地回避，后来于书记主动把党组会和局里班子的办公会合起来开，为的就是能让我有机会参与局里重大事项的讨论制定，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决策之前的精神。

平日里工作精诚合作，遇到问题时更能体现出党没有把我当成“局外人”。在我工作遇到困难阻力、需要帮助的时候，于书记往往能够比我想得更早一步，提前为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积极调动局内外各种关系为文艺创作争取更多有利条件。我刚到局里的时候，北京市每年用于文艺创作的经费不足50万元，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这个数字显然太小了，为此我经常在每年年底讨论预算时表露不满情绪。于书记每次不但不计较，反倒专门关照把这部分的财政盘子划大一些，几年间竟然翻了十倍，达到500多万元。

在工作中，我爱较真，也因此而爱发脾气，于书记就劝局里的同志多理解体谅我。一次我在办公会上因为对某项决定不满提前离席，回到自己办公室生闷气。会后，于书记来到我的办公室劝导我，见我情绪不高，拉起我就往外走，说一起去商场陪我买身西装。作为业务干部，我习惯穿便装，这在出席外事活动中显得有点另类，对此，于书记看到眼里、记在心里。作为老大哥这么关照体谅，我也就乖乖地收起脾气，一起去买了这辈子第一套西装。

有了这样真诚默契的合作，当时北京的文化事业取得了很大进展。硬件上，重张长安大戏院、翻建中山公园音乐堂，还有七色光儿童剧场、首都图书馆、北京画院等一大批文化场馆都是那一时期建起来的；软件上，像《宰相刘罗锅》《过把瘾》等经典剧目也都是在那一时期创作并走红全国的。

回想起这些点滴往事，感念命运安排了这些优秀共产党员朋友一路同行。我是无党派人士，“士”就要有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尽管我们的事业谈不上出生入死，但有党组织的信任和厚爱，有这些党员朋友的知己情谊，“士”怎能不拼命工作以为报，怎能不倾心尽力求实绩，又怎能不肝胆相照、共同成事！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京剧院原院长 本报记者廉维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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