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11日联合滴滴出行首次明确网约车驾驶人员资格审查的禁入标准，主要是看驾驶人员是否有前科。明确那些有“重大、暴力和危害公众安全的犯罪、严重治安违法、交通安全违法等三大类违法犯罪”记录者，都将被一票否决、禁止进入移动出行平台。

网约车的盛行，在给民众出行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由此而来的出行风险也一直居高不下，各类安全事故频见报端。就网约车安全来讲，最为核心的因素，当然非驾驶人员莫属。

从目前来看，查验驾驶人员是否有前科，似乎是确保网约车安全最有效的选择，这至少成为诸多地方在面对网约车风险频发时的对策选择。比如在今年3月，深圳市交通主管部门在约谈网约车平台时，就专门提到了网约车驾驶人员的“前科”问题。

客观来说，人有前科，并不意味着他回归社会后，依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以“有前科”来否定一个人的就业选择，有侵犯他们平等就业权的嫌疑。但是，交通运输服务是一个社会特定行业，它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决定了从业者必须有相应的门槛。于此，资格审查便有了不容辩驳的合理性，而从最基本的常识出发，那些存在“前科”的人，相较于其他人，无疑存在更大的风险，这样的合理性，是可以超越于所谓的就业平等权之上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也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平等，毕竟来说，消费者应该有选择服务对象的权利，而必要的资格审查，只是把消费者的选择权，进行了前置设定。

由此再来打量首次亮相的“负面清单”，从内容上来看，标准不可谓不具体，“一票否决”也传递出标准的严苛。尤为可贵的是，该标准也并没有简单以前科论事，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言而喻。于此而言，这一负面清单的出台，能大大增加网约车的安全性。

不过，这里的负面清单，还只是单个企业的“自我约束”。它首先是小范围内的，其次，它的法理基础也是有所欠缺的。无论是从交通运输本身的公共性，还是从规则本身的权威性，在自我约束之外，尤其需要外在约束——也就是立法层面的积极发力。

其实，为了规范网约车的发展，2015年10月，交通部曾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意见稿中，关于驾驶人员的资格审查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对照此次负面清单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只是，这暂行办法至今仍还是停留于纸面的征求意见稿。

从小范围的“自我约束”到行规，再到立法设定，负面清单还要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从网约车的发展，到公共安全的保障，它必须建立在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双重完善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当负面清单成为行规与法律的共识时，网约车才能开入春天的快车道。（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