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在掀起以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联盟”，还是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都将变革的方向瞄准了虚拟信息世界和现实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技术。面对低成本优势消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双重压力，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

我国作为基础薄弱、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素质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在人力资源、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这五大生产要素中，我国唯有在人力资源数量上占有一定优势。如何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充分发挥高素质人才作用？

首先，需要创新政府资金资助方式，引导和鼓励企业采用众包等创新形式，激发人才价值。

改革之初，为了鼓励富有闯劲的企业家突破计划体制的樊笼，政府通常采取对符合国家发展导向的工业企业和项目予以资助的方式，激励这些“草莽英雄”参与经济改革。但是获利的多数是企业主和项目中介人员，从而挫伤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互联网+创新”催生了“创新模式”，人们调配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便利程度远超过去。与之相应，提供原始创意和智慧的人力资源上升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对于生产制造领域来说，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自然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最关键要素。

在这样的新背景下，政府应当创新专项资金资助方式，直接惠及实施项目的技术人员。比如，激励企业推广采用众包方式，通过互联网向内部员工或社会力量“悬赏”解决企业遇到的技术难题。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于企业支付给解决问题的个人或团队的奖金予以一定补贴，即企业“借贷”大众智慧、政府补贴部分“利息”。这种类似于“智力贷款贴息”的资助方式，将企业的发展目标和项目实施人员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项目实施人员可以直接从中获益，从而不断激发出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动力。

其次，完善中、高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培养一流的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头脑和灵魂。然而2010—2015年，我国超过60%的省、区、市第一批本科文科录取分数线高于理科。可见当前我国中学生对文科的青睐程度超过理工科，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是个不利信号。

在这方面，德国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德国应用技术型大学模式是在传统大学基础上，吸收某些职业教育的特质建立起来的一种技术大学教育模式。它通过与社会和工商界合作办学，开设社会和工商界亟须的工业技术和管理专业课程，为工商界培养符合需求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目前，德国约有2/3的工程师、1/2的企业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员毕业于应用技术型大学，而且应用技术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高于其他受教育人群。

再次，面向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培养一流的能工巧匠。

能工巧匠则是创新发展所需的灵巧“四肢”。目前，中国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新蓝领收入秒杀众白领”的现象，许多制造业领域高级技工的缺口极大。以数控机床为例，掌握操控多轴联动数控设备进行数控多轴加工技术的“高端蓝领”严重匮乏，企业难以找到适用的技能人才，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品升级。

应加快培养符合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的高级技术工人。一是鼓励高职院校联合企业建立一批实训基地，为学生创造接触前沿技术和最新设备的机会，在实践中提升业务技能。二是选择具备条件的企业和高职院校，组织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聘请一流高水平技术能手为导师，为制造业企业培养一大批未来的“巧匠”、“巨匠”。三是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发展多样化的职工继续教育，为技术工人终身学习提供更多的机会。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