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要做到两点，一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二是要关心社会的变迁和人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百姓福祉、家国命运’。”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刘东超认真地对记者说。

刘东超

“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年轻时候一直在读书。”1987年，完成高中学业的刘东超出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报考了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继续深造，分别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攻取硕士、博士学位。“在我求学过程中，哲学家方克立和历史学教授赵吉惠对我影响很大。”刘东超是赵吉惠“最亲近的学生”，空闲时两人总会在一起聊天，赵吉惠老师丰富的学识让刘东超“开拓了视野，明白了要在更宽广的层面思考问题”。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中，方克立让刘东超确立了研究方向，“方老师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让我明白研究一定要植根于人民。”

长时间系统的学术训练让刘东超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读书期间我一直在想，中国经历的社会变迁，对国、对民都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家”作为重点，“家国同构，‘家’联系着百姓和国家，是了解社会变迁最好的突破口。”“我小时候家族里有很多人，而我的学生们则大多在三口之家中长大。”刘东超说，“这种家庭模式的转变与社会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化的进程推进了三口之家的形成，而三口之家在塑造着下一代的个性。”

博士毕业后，刘东超进入北京工商大学任教。任教期间发表了自己第一本著作《生命的层级——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研究》，“我的第一本书有些偏理论性。动手把它写出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至于退化。”

“学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刘东超看来“有所为”就是要用自己的研究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尽一份力，“有所不为”则是不能追名逐利，不能被错误思想误导，阻碍社会的前进。

“家”的研究就是刘东超的“有所为”。刘东超认为个人、家庭、国家三者不可孤立看待。家庭的变迁总带有国家变迁的烙印，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培养与熏陶，而国家的运转与进步则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三者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关注“家”，就是关注“国”。为此，刘东超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塑造优良家风，如何提高每个人的家国意识。“这些问题我都在思考，也都在尽力求索。在这条路上，我不会止步。”（记者 李澍 李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