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药价是重庆药交所必然要承担的职能，但将药价降到最低是重庆药交所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硬给它设立不切实际的目标，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不但不能独善其身，有可能难以生存下来。”

——重庆药交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高清

长期以来，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是催生“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让虚高的药价降下来？如何科学确定药品的医保报销价格？药品采购中如何保证公平和效率？这些都是新医改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现行的省级招标与集中采购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药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但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发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流通环节依然较多、药品流通领域“公关”现象依然存在。多年来，导致药品、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百姓对于“看病贵”问题依然反映比较强烈。

医药流通体制改革要想取得实效，小修小补、隔靴搔痒，已无济于事，亟须创新模式和方法。

业内普遍认为，医药流通领域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利益格局，犹如一潭平静的湖水，需要有人勇敢地拿起一块石头打破它的平静。

重庆药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重庆药交所）成了那块石头。

2010年3月31日，重庆药交所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药品交易所。

运行6年多来，重庆药交所基本实现了最初设定的“平抑药品价格、规范流通秩序、保障药品供应、减少行业腐败和优化资源配置”五大职能，为国家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2016年5月10日，全国政协召开了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题的专题协商会。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卫计委主任屈谦介绍了重庆药品交易所的经验和启示，并呼吁对重庆药品交易所的经验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按大区划分的药品交易所。

屈谦的发言得到了俞正声主席和各位委员、专家的肯定。这让会场外的重庆药交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高清备受鼓舞。

但他没有盲目乐观，因为成功运行6年多的重庆药交所依然在重庆“独舞”。

近日，记者赴重庆，参观了重庆药交所，深入采访了医院、患者和企业，并和刘高清深入对话，试图探寻问题的答案。

摄影 本报记者 李木元

让买、卖、配三方“自由恋爱”

“重庆药交所是一个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中国式创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曾如此评价重庆药交所。

这个“中国式创新”的首倡者是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20多年前，黄奇帆任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时，参与筹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他提出利用互联网平台，参照证券交易所的模式，建立药品交易所。

“我们深入研究论证，还到全国各地考察了多种商品交易所，但药品是特殊商品，比其他商品的交易要复杂得多，国内并无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的路。” 重庆药交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高清表示。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重庆药交所副总经理夏晋打了一个比喻：通过建立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让买、卖、配三方走上“自由恋爱”之路。

具体来说，就是药企通过资质审核后在线发布药品信息和挂牌价；医疗机构根据需求与药企在电子交易平台进行议价，签订电子采购合同；医药公司从之前的推销商变成了物流配送方，买卖双方交易达成后，医药公司负责药品配送。

新的模式下，重庆市药品流通各方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

——政府部门变得洒脱了。不再需要每年花费很大的物力、人力和财力组织招标，现在只负责药交所电子交易平台建设和完善，并对交易过程进行监督。

——医疗机构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简单高效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日常使用的1500余种药品中，除了生物制品和毒麻药品，97%都从重庆药交所的电子交易平台上采购。“平均每周要采购四五百个品种，以前全靠人工联系，至少需要半天到一天时间。现在通过电子交易平台采购，犹如逛淘宝，哪个价格合适，一点击结账就完了，全部工作半个多小时即可完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邱峰表示。

——企业则从招投标中“解脱”了。年年招标、层层招标，企业疲于应付，而且人力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以前，我们公司仅负责重庆市场招标的人员就有4个。有了重庆药交所，只需要1个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招标办经理徐开宇表示。

因为坚持“公平公开、阳光交易”理念，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坚持第三方电子交易平台定位，重庆医药市场十分活跃。

刘高清介绍，6年来，重庆药交所已经分批实现了非基药、基药、低值耗材、高值耗材、检测试剂和基础医用设备等六大类产品上线交易，注册会员1.7万家，汇集了国内外7000多家医药生产经营企业，近2000家医疗机构，累计交易额超过8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