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举报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赵井春抄袭安庆师范大学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金鹏论文的网帖，引起关注。

围绕论文抄袭，我们谈得已经够多，随着抄袭事件“不断升级”，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着实费尽心思，既出台了一批指导文件，对恶性事件也一概严肃处理。虽然文件的贯彻落实尚需时间，可如果抄袭事件持续发生，必将耗尽公众耐性，败坏科研院所和学术界的风气。许多人对论文抄袭已见怪不怪，这是时代的悲哀，然而这种悲观情绪并非不可扭转，该事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事件一改过往抄袭人为学生的情况，高校副教授通过中介购买论文，而论文本是一篇本科生毕业论文，正是凭借这一交易，当事人华丽转身，从讲师成为副教授。那么问题来了：是这名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早已达到副教授级别，还是高校评定职称时压根就未审读论文？事件暴露出远较抄袭更为严重的事实，即论文在不断贬值。所谓贬值，指的并不是其待价而沽的商业价值。今年7月，央视揭批了庞大的论文产业链，如有中介代写博士学位论文，一名来自东北的博士生花了7万元定制论文，在代写代发逐渐形成产业、越来越多在校生纷纷成为“枪手”的情况下，流通于“市场”上的论文或许越来越值钱，由于一切均交由金钱衡量，结果无论是学生毕业还是教师评选职称，都化约为金钱与人情的精打细算，这样，论文本身的价值就被抽空了。论文是研究者对专业领域做出最新思考的记录，决定论文好坏的是其是否对前沿问题提出新见解、做出新贡献。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我们的时代由论文而非图书记录思想。”论文的时效性和专业性是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最佳标尺，然而结合该事件我们不难想象国内许多科研人员究竟给自己注了多少水分。

论文沦为满足特定评选程序需要的一个小部件，它在相关研究领域究竟具备多少含金量已无足轻重，这就变相鼓励科研人员发表论文“宜多不宜精”。看看当事人发表的文章，除开抄袭之作，还有一篇《论苏童小说的视域与人生追求》《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此外，他还参与国家级社科课题《杨树达小说研究》，省级课题《正安“小说之乡”成因及影响研究》和校级教研课题《“大学语文”教学模式改革研究》，虽不敢说涉猎广泛，也算是较为广博。当事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自己系因工作繁忙才选择购买论文，可想而知上面开出的课题清单要一一钻研并不实际。首先尽可能多地申请课题，最后交一篇蜻蜓点水式的论文了事，这种普遍盛行的操作模式更有助于解释一些抄袭行为。关于如何打击抄袭，相关部门和高校采取的方法大略有二：一是发布一系列规范文件，二是提高查重工具灵敏度。而如果高校将希望过多压在检测工具上，中介机构针锋相对地升级造假方法，论文内容在考评体系中极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它是否达到“连续多少字节未出现重复”等硬性指标，以创新为内在追求的论文在防作弊过程中不断矮化自己，走上文章越来越差、抄袭越来越猖獗的恶性循环。这并不是要将脏水泼到技术身上，而是意在指出，高校评审机制存在轻视论文本身价值的倾向。同理，教育部门推行的一系列整改文件，也必须建立在真正“以学术为中心”“让论文水平说了算”上，否则极易陷入疲于应付新伎俩的困境当中。

论文的贬值为各类学术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只有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论文抄袭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路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