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前10天,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提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到“十三五”规划,“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这样的关键词频繁出现在各种解读之中。我国提出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被认为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而作出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任务部署,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举措。

然而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这样“高大上”的词条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科学和大科学计划的概念出现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意味着投资强度大、设备大、研究目标大、科研团队大。根据其特点,大科学研究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的大型研究设施的大科学研究,即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研究,其建造过程由于具有工程的特点又被称为“大科学工程”,最典型的就是国际空间站计划;第二类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是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如人类基因组研究等。

由此可见,大科学计划是解决重大关键性科学技术难题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瓶颈性问题,乃至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升国家整体科技产业基础的有效途径。全国政协今年年初将“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列为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之一。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致公党中央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座谈研讨,开展了长达半年多周密深入的筹备组织工作。18日,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的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共谋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在跟踪、并跑和领跑的新阶段中,以科技力量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从“不缺席”到“牵头组织”

从微观粒子到宇宙射线,科学似乎总与神秘和未知相关,科学研究就是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探求这种未知。然后让更多的未知变为已知,再用这些已知为人类服务。这,也许是科学最朴素的道理。

“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建设周期6年半,总投资约22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大科学装置,和美国散裂中子源、日本散裂中子源、英国散裂中子源一起,构成世界四大脉冲式散裂中子源,将为我国生命科学、新材料科学、新型核能开发等提供先进、强大的科研平台。”5月25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到达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东莞分部主任陈元柏的这番介绍,说的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十二大科学装置之首—————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项目。

其实,CSNS只是调研组近距离接触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委员们走访国家重点实验室、考察重点大科学装置、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最尖端信息,看似静默的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地彰显着“强健的臂膀”。

全国政协常委、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很清楚,欧美等发达国家从各自发展的战略需求出发,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就把国际大科学工程当做国家之间科技竞争与合作、以至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占据着先发优势。“我国在这一领域虽起步较晚,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深度正在不断推进。”

如果将时间倒回10年前,对于国际大科学计划,当时有国内媒体用“力争不缺席”来形容中国的参与情况。而10年后的今天,“十三五”规划纲要则明确提出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从“不缺席”到“牵头组织”,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对科技创新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在诸多委员看来,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风险。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势作出前瞻性布局,不仅是打造我国重大科技原创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抢占全球创新版图中优势区位、提升我国在创新发展领域的影响力及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所谓知易行难,为了摸清我国开展主导性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的现状和问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即和致公党中央建立联动机制,对调研等筹备工作进行统筹谋划。

两会刚一结束,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专题调研组分别赴山东、安徽、广东、贵州和北京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期间,针对调研情况,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还邀请科技部、中科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和科研院所为委员们介绍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的情况,并召开各种座谈会对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如此多各领域资深科学家同时聚到一起并不多见,他们都是为着“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而来,就自己多年国际科技合作经历中的各种滋味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呈现了一场“大科

学”思想的“盛宴”。

好的合作项目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为了18日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万宝年,放下手头繁重的科研工作,专门从合肥赶到北京。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英文简称是ITER,该计划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万宝年说,我国是2003年加入该计划,目前中方团队研发的部件100%实现国产化,质量100%满足要求,进度和稳定性在七方中位居前列。

话锋一转,万宝年的重点并非在这些成绩上。尽管我国在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方面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统筹,在外交、法律、财务、人事等方面的政策不配套。”

这些话直接说到了程津培的心坎里,调研中他也一直在强调,积极稳健推进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建立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相关部门共同议事机制。研究制定由我牵头和以我为主要成员国的国际大科学合作中长期规划,体现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前瞻性基础研究、战略型高技术研究。”

万宝年所介绍的国际热核实验堆项目,确实是一个由我方参与的进展顺利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也在国际上为“中国科技”赢得了声誉。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潘云鹤院士认为,要成功主导国际科技合作,关键是要能多提出一些好的合作项目。

“所谓好的项目,我认为应该属于我国发展的重要需求,具备在我国实施的优势或潜在优势,能实现合作各方共赢,具备科技探索的前沿性。”潘云鹤四句话描画出他心中的“好项目”。

跟潘云鹤一样,或许每个委员心中都有一个“好项目”的蓝图。也有委员认为中国主导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最好具有“中国特色”,比如中医药和高铁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既可以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又能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科学地位。

“影响我国开展国际性科技合作的因素很多,缺乏能够组织和引领开展合作项目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科研平台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梅祥多年来一直为国家实验室建设鼓与呼,回顾“人类基因组计划”,著名的美国Whitehead研究所,英国Sanger中心等均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他建议,要积极推进建设国家实验室这样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科研平台,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水平。

亟待高水平科研平台发挥作用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原校长饶子和院士,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国际纯粹与应用生物物理联盟主席”。

尽管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已有人工胰岛素和青蒿素这样的瞩目成就,但饶子和仍深感我国在生命科学合作领域国际话语权不足,“希望可以通过中科院、工程院等‘国家智囊’进行咨询调研,顶层设计重点方向,专项支持我国科学家领导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主导形成国际学科联盟,集中力量办大事。”

平台重要性毋庸置疑,与此同时,委员们还建议,要合理规划大科学装置建设,形成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提供和分享大协作与共享的科学研究平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

期待建立更多的支持机制

如果说选项目是一个方向性、系统性、全局性问题。那么一个项目的顺利运行,则需要更多支持机制。

“‘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的支持渠道还没有建立,国家要更加注重完善投入机制。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相关的重点专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潘锋表示,一般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耗资巨大,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单独承受。建立能够满足以我为主国际合作大科学计划的支持渠道势在必行。

相比资金,眼前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着急的是技术引进的问题。

“某些战略性领域,由于各国政策的不同,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难以引进到国内。”潘建伟说起了自己研究团队的一件“小事”:原本团队曾试图采购德国一家公司的超导量子器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最终只能与奥地利科学院达成协议,建立中欧量子信息联合研究中心,通过奥地利这一非北约国家,解决若干关键器件和技术引进到我国的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潘建伟建议国家能在国际合作的大科学计划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支持机制。“在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框架下,根据具体情况允许在海外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便于及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立专门的出国人员经费资助机制,必要时允许我方的仪器设备带到国外开展工作等。”

谈发展,离不开人才。国际科技合作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培养,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院士九百多字的发言,谈了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学队伍建设的脱节问题。

“大科学装置从立项到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数十年。在工程实施期间,经费和人员都围绕具体工程配置,而驱动其后的宏伟科学目标和未来使用大科学装置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往往被淡化。”武向平说,结果数十年后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竣工了,却并没有培养出使用大科学装置立即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大科学研究要切忌浮躁心理,不要一味追求设备最大,人才建设一定要与之同步。”

近年来,在科研领域,除了注重本国人才的培养,我国还不断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如何使他们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提出,要对现有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整合规范,制定全国性的、专门的海外人才引进法律法规,且不断优化外国专家的生活工作条件和环境。

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马一德提出了知识产权流失严重、转化、运用能力低等问题,这也正是国际科技合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国际科技合作中,成果归属、转让、实施、收益都集中体现为知识产权问题,必须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马一德表示,知识产权保护要在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启动时,同步规划,并且要增强知识产权证据积累意识,加大对产品、技术、标准等基础性专利的保护,预置前沿专利的布局。

国家未来发展需要后劲,科技力量理应得到更大重视。委员们提出,要主导引领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既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上,也不能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做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重大决定是号角,也是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