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程序，回应民众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求。

近日，有多名大学生反映，在购买返校机票后，遭遇了短信、电话等电信诈骗，损失均超过万元。据了解，网上有人出售机票信息，他们通过操作软件入侵第三方购票平台后台程序，“调取”机票信息，每条航空机票信息售价18元。徐玉玉事件以及近期频繁发生的公民信息被泄露事件，凸显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健全。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个人信息频繁流动，使得个人信息越来越呈透明状态。我们每个人在通讯、购物、社交和互联网上，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留下的任何痕迹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有些信息已经溢出了个人隐私的范畴。

如果这些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就可能造成信息灾难，它既可能是对公民实施的一次诈骗，也可能是对普通公民的“人肉”，既可能是对魏则西的“合谋”，也可能是对普通人的“拷打”。这些被恶意、违法使用的信息，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尚不为人所知、不愿或者不便为人所知隐私权，是可以识别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信息时代，我们不仅要保护个人隐私，还要注重保护个人信息，否则，滥用个人信息会给公民带来无法预计的生命财产损失。

问题在于，我们遵从了信息流动的市场要求，无论购物还是入学，注册账号还是银行开户，都要提交个人信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举一动，成为所谓的“大数据”，被各种“算法”计算，成为潜在的商业机会。如果个人信息不受到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流动越多，就越是被骗子扒得“一丝不挂”，无论我们学习了多少防骗技能，永远也赶不上骗子翻新的骗术。

保护个人信息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滞后，我们早就成了骗子的猎物，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早就形成。只是有些人幸运一点，没有损失或是损失少一点。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爆炸时代，社会治理却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2月这三个月中，全国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432名。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则显示，去年全国法院审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已逾千件，出现了诈骗数额上亿元的案件。可是，有新闻说，“电信诈骗频发，破案率却不足1%”，这还不包括懒得报案的海量案件。“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主要是因为成本高。可是所谓的成本高、破案率低，不正是治理机制没有健全的结果吗？

在互联网和手机应用软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各种申请使用实名制对公民信息的搜集越来越多。但是，相应的信息管理安全责任并没有到位。那些向公众搜集身份信息的企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政府部门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一旦信息发生泄露，又当如何追究各自的法律责任。当然，这也包括，哪些信息应该搜集，哪些信息不应该被搜集。

虽然去年底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把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入刑，但我们还没有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务，我们都已经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的大量案例一再警示我们，有必要尽快立法，厘清搜集和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边界与法律责任。

根据欧洲和日本经验，立法严谨、执行机制清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有效减少公民信息泄露。而在目前行业自律不足的背景下，期待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来尽快地扭转目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问题，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程序，回应民众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