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青铜大面具出土场景

大立人出土场景

青铜立人像

三星伴月

斗转星移，中国换了人间。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考古学家李济邀请下回国，参与了殷墟等多个重点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历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湾“广汉遗址”不远处的三星堆——当时，三星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处景观。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关于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

段渝介绍，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正是源于此。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黄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国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

冯汉骥知道月亮湾遗址与古蜀国的渊源，如果能够证明月亮湾遗址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给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长江流域这条线。这就是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参与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时还是个实习生。他回忆说，当时选择的发掘点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为估计这里堆积可能比较丰富，同时，他们还对月亮湾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墙，测绘地形图时把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内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三星堆。

“虽然当时条件所限，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它毕竟是自上世纪30年代玉器发现以后，在月亮湾进行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掘。当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继贤说。

这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马继贤他们说出了一句极为精确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许多年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证明，冯汉骥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本人并没能看到古蜀国大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冯汉骥寄予厚望的月亮湾遗址发掘工作完全停滞。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的论文，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论述。论文署名冯汉骥，加着黑框——两年前，冯汉骥已经撒手人寰。他的学生们遵其遗愿，整理遗作，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中，冯汉骥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广汉遗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测，古代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礼器，再一次说明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冯汉骥生前对广汉遗址的数次发掘，虽未能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却为厘清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实，距离冯汉骥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