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利益，很多地下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同样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仍旧保守组织和个人工作身份和秘密，不表功劳，甚至在“文革”中遭冷遇受迫害也绝无怨言。

先父李苦禅就是其中一位。

李苦禅与儿子李燕在画室

1938年抗战时期的李苦禅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但很少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亲身参与抗战，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痛骂日本侵略者……

愤离杭州返回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爱国学生开始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的革命活动，李苦禅教授总是站在杭州国立艺专的爱国学生一边。因此，被学生们私下里称为“赤色教授”。如有相聚开会，则互相通知“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

著名版画家力群（当时名叫郝丽春），当时与一些左翼同学筹划成立“木铃木刻社”即选择在李苦禅的课堂内。李苦禅近窗佯作讲课状，却关上教室的门，掩护学生们，秘密宣告“木铃木刻社”的正式成立、行动计划和木刻社的成员。

1934年，李苦禅终因以教授身份屡次支持、掩护爱国学生们的革命活动，被校方停聘。当时发生了张仃在去凌子风家的路上，被宪兵抓住，押送南京后又改押苏州反省院的事件。李苦禅知道后直奔南京，托人打听行踪后又追至苏州，以名画家名教授的身份与反省院交涉说：“他们是我的学生”。并托关系了解到逮捕他二人的“底”，决定签字作保。此事惊动了杭州艺专校长的一位“秘书”，随即辞退了李苦禅。

回到北平后，李苦禅开始在北平北华美专任教。黄奇南、张启仁当时均曾在北平的北华美专学习。由此他与学生张启仁、黄奇南建立起特殊的长达一生的相互绝对信任的关系。

1935年日寇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汉奸王揖唐等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实为代表日本将华北变相“自治”的机构。

1935年12月8日，张启仁将前一天由燕京大学召集的各校代表会的决定——到东长安街的外交大楼，即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去示威游行的信息，告知了王森然和李苦禅等教师。他们热情激奋，表示坚决参加到学生们的游行洪流之中，这就是载入史册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清晨，寒风刺骨，是北平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张启仁、黄奇南和他们的老师王森然、李苦禅肩并肩手挽手，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口号声、爱国歌曲声震撼天地。

在行进到东长安街时，军警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游行队伍，但大家没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驱散，反而对军警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1936年2月，张启仁由共产党员侯维煜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担任交通员。他把组织的一些活动也告知王森然和李苦禅先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平津沦陷投身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平津相继沦陷。日寇随即筹建日伪政府，着意拉拢各界知名人士进入日伪单位，撑门面。时年38岁的李苦禅说：“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还是另请高明吧！”不但谢绝任职之请，连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的教职也辞去了，因为学校已被日本人接管。

在沦陷的北平，他成了纯粹的“自由职业者”。他住在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小院凌家，以卖画为生；有时候也暂住前门外的关圣帝庙，与一些戏迷朋友们相聚在“忠义千秋”的金匾之下，高唱“想起了，朝中事，牙根咬碎……”那是刘派的唱腔，高亢悲切，共抒国破家亡的哀情愤志！

报国有门，缘分就在身边。学生黄奇南成为李苦禅与抗日连接的重要人物。

其实，黄奇南与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长老”是同宗乡亲，称其为“伯父”。这位“黄长老”本名黄浩，他的真正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员主任”。黄奇南即是“黄浩情报组”的成员，负责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与传递信息。

黄奇南是这样回忆的：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学校还未开课，我还常到老师家看望，这时在他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叫作袁祥峰，他原在蔡廷锴的19路军当炮兵，后来又转到29路军宋哲元部队。北平沦陷时，他未及跟上部队南下，通过关系找到了李老师。因为李老师平素就喜助人为乐，这时更是出于爱国大义，冒着“窝藏抗日军人就要处刑”的危险，掩护着袁祥峰在他家中住下来，

我到李老师家时，询问那位抗日军人袁祥峰，今后要到哪去，他表示要继续抗日，就动员他去参加八路军。不久经我伯父黄浩同志的联系之后，就送他到冀东参加了八路军（抗日胜利后，他曾在阜新铁路局担任领导）。之后李老师知道我和八路军有关系，就要求我介绍和我伯父黄浩同志认识，说他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我们当时地下工作都是极为保密的，就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我在外边放哨，他们在后边密谈，边假装散步游玩。这次约好我伯父和李老师第一次会面，我伯父告诉李老师，说李老师有社会地位，是搞地下工作最好的护身符，不必到边区那里去，李老师同意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了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我伯父给他的任务是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自此以后我伯父派了另一位同志经常和李老师联系，伯父并把住在簸罗仓的地址告诉他，李老师以后曾经把了解到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敌人的情况向我伯父汇报，积极从事地下工作。

在1993年苦禅老人仙逝十周年纪念之际，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曾写了《抗战岁月的苦禅大师》一文，节录如下：

李苦禅欣然接受党的任务，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留在敌占区的北平，积极开展工作，及时通过交通员向组织汇报所搜集的有关敌伪情报和他所做的工作。后来他时常直接来到新街口簸罗仓六号黄浩同志家，汇报交谈，并阅读有关党的文件（内容是当前形势和政策等），更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下面的资料则源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处：

当年李苦禅居住的北平柳树井胡同2号，即曾是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苦禅先生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后，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为“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点。

柳树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南屋三间不大，很简陋，其中的一间半是他作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儿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从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有时候赶上苦禅先生手头紧巴，为了给过路的同志凑盘缠，他就到当铺卖了自己的衣物换钱。还有的时候，他到晓市地摊买回些旧衣服，给同志们化装。他根据同志们的口音，换上相应的衣服，再巧用笔墨，一番装扮后年轻人成了老头，读书人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小商贩，常常弄得被化装的同志对着镜子都认不出自己来。

苦禅先生一家节衣缩食，却千方百计让路过柳树井的地工人员吃饱饭。有时家里的粮食吃光了，他就去粥棚赊粥，一旦赊不来粥，全家就要挨饿。苦禅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感慨地对子女们说：“那时候讲‘爱国’一词，真是沉甸甸呀！抗日爱国就意味着随时准备挨饿、流血、杀头。”

掩护同志积极工作

黄奇南在文中提到的袁祥峰是怎样和苦禅先生认识的？在1995年10月4日袁祥峰来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在八路军385旅时，组织上问我：“利用社会关系能不能打入敌人内部去？”我说：“可以吧，想想嘛!”后来就回到北平。回来后我就跟苦禅说，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怎么回事，他说“行吧!”苦禅千方百计想办法给我弄了户口，那时叫“良民证”。搞到“良民证”又通过关系给徐州治安总司令部的司令王之青写的信。介绍我到了徐州，到了王之青那儿，他就派我到第二纵队总部当少尉副官。（注：至今尚未了解到王之青当年的身份与其他情况。）

我现在到了徐州来了，怎么开展工作呢？这事儿(地下工作)挂不上不行啊!后来为工作设计，我就给北平李苦禅发信，我叫苦禅给我发电报，就说我母亲死啦!让我来北平办丧事。他来了电报，我请的假回到北平，我从北平又到的太行。打入敌人内部这第一步算是做到了。

后来怎么办呢？我必须得经常来回跑，找理由又编了瞎话儿，信中说有事让我说是上北平，哪儿是啊？我上了新四军了!到了张家围子。谁接待我呢？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在酒席宴上宣布：“我代表新四军党委接待你，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唉!由于苦禅跟我在那时配合得非常好，也保密，我也不敢暴露苦禅哪!那时候就是抗敌嘛，爱国主义嘛!牺牲不是问题!

苦禅仍留在北平，他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所以使我们党在地下做工作很顺利。这个环境下苦禅是很艰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啊!

在录制《爱国艺术家苦禅大师》期间，袁祥峰来京，欣然接受了电视采访，我也有较多机会向他问及当年地下抗战的事情，虽属片断，也觉得挺有历史价值。袁祥峰老人提到在北平沦陷时期，他不可能总躲在李苦禅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那样反而令人生疑，也不能展开工作。

他经常外出，回来时，如看到门关着，就是“家里没人，不必叩门”。如门开着，迎门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扫帚，就是“有可疑情况，不可进门”，于是匆匆走过去。如果开着门，没有扫帚，就是“没事，可以进来”。这是他与我父亲当年约定的暗号之一。

身陷囹圄坚贞不屈

魏隐儒先生是李苦禅先生的弟子，很早就追随他学画。魏先生长期在中国书店工作，是著名的版本专家。他于1989年在海外《中外杂志》三月号第45卷第三期发表了文章《热爱祖国慷慨好义》，提到了父亲的被捕经过：

1939年5月14日黎明飞来横祸，这天我恰留在先生家。一身着中国黑大褂的日本宪兵，越房入院，踹开屋门，不问青红皂白，搜身后将我师生用一副镣铐绑架上了卡车，作为八路军重要案犯，关押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师生备受酷刑，棍打、鞭抽、灌水、压杠、火燎，刑讯逼供，罪名是“勾结八路军”。抽得我皮内出血，昏迷过去。先生是个硬汉子，面对敌人破口大骂，坚贞不屈，用尽了各种刑具，也未逼出任何口供，因案情重大，硬是判成死刑。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最后刑讯压杠子时铁链折断，据说他们迷信，从此不再用刑，改用交朋友方式，想放长线钓大鱼。先生和我都经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发扬了民族气节。日寇考虑到先生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于是无条件地将我们先后释放。

著名电影艺术家凌子风曾与李苦禅一起生活，他说：“日本人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受了很多罪，灌辣椒水，打呀!几乎要了他命呀!”

凌靖(高级工程师——凌子风五弟)回忆说：“当年我们一看他浑身打得都肿了，浮肿了，身上这儿紫一块那儿青一块，那儿流着血，反正是打得相当厉害……那时候什么样罪都受过了，往指甲心儿里面插竹签儿，那是很疼的，再有就是灌凉水，往鼻子里灌辣椒水，昏过去，死过去多少次，泼凉水激醒了之后，再审问。至于打，那就是家常便饭。”

凌子风说：“他就坚持不给日本人干事情，不给日本人画画。一直到日本投降，生活很苦，但他是个硬汉子，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了不起的艺术家。”

至今，我们还保留着一段苦禅老人的录音：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就到庙里去住，日本事情我不做。我这个地下工作只是个人义气，是革命的义气。日本人夜里就逮我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在哪儿呢？在沙滩儿红楼，50多年前我在那里上过课，文学课，文科大楼，下边是地下监狱，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压杠子压了一次，压杠子，都死了，浇凉水，通身很凉，一泼水就缓过来了。

那里每天8点钟上堂，下午是1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上村)问我：“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冲，三活埋，第四是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卖画酬资援助抗日

苦禅老人晚年提及当年的艰苦，曾说过“共产党是最穷的党，什么工作经费也没有啊！全要靠自己想办法去筹集呀！我没别的本事弄钱，只有靠卖画挣钱筹集呀！”

1938年1月，一位叫郝冠英的女生来到李苦禅的小南屋，对他说，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李又常（又名李续刚）交给她一项紧迫的任务，就是春节前护送一批同志去延安，可是缺少路费，必须在5天内筹集2000元现款。要知道，当时4元钱可以买一袋面粉，2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李苦禅一听，就笑着说：“你可来巧了。我在天津办的画展卖了2000多块钱，昨天我的学生魏隐儒才送来，你拿去吧！”郝冠英接过钱，感激地说：“二哥，我代表去延安的同志谢谢你。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其实，李苦禅自己也记不清为地下党组织筹集过多少次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携长子李杭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展出的60%画作就都有了主儿。7天的画展结束后，李苦禅立即让“黄浩情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李苦禅又携长子李杭来到天津卖画。10天内所有字画被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未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黄浩情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李苦禅名冠津城，但无人知晓卖画巨款的真实去向。

苦禅老人曾奔走多处办展卖画，难以尽述，因为实在难以一一找到历史纪录。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九三学社冀勤女士提供一篇宝贵的回忆文章中记录道：

李苦禅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有关他的传记和纪念文章已经不少，似乎都没有提到1942年4月2日至4日在济南普利门外青年会举办过的那次画展。

那次画展展出的作品，按编号、品名分列，计有群鸠、枯木苍鹰、芙蓉小鸟、白梅喜声、松鹰、铁树荔枝、蝶恋花等，共64幅。

每幅均有标价，其中最贵的一幅是《松鹊》，300元；最便宜的两幅是《墨竹》、《美意菊华》，均为70元；可能都是当时使用的联合币。

家父冀蔚怀先生当时是苦禅先生的挚友，为了这次画展，曾代替周子寅氏写了一篇《赠苦禅》，印在画展目录的背面，赠给每一位参观者。文中说：“李苦禅先生是当代画坛上的一大权威，他的地位非只几个学者名流鼓吹起来的，真是以其个人深沉的智慧与有力的笔创造出来的。”（原载于1990年2月9日《人民日报》）

李苦禅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大义凛然的行为作风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在1980年4月的一天，李苦禅忽然收到了一封当年由他亲自送往抗日边区的“小姑娘”的来信：

苦禅老师：您好！恐怕您不记得我了，我这样称呼您，是因为曾得到过您的帮助。倒回去40多年，大约是1938年夏天，一个穷学生念不起书，想找革命出路。那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傅先芳)，曾得到过您的经济援助。在临去解放区的头几天，您还为我们饯行，请我们吃了火锅。当时有余鑫元、文敬之，不知您还能记起来吗？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解放后，我一直在东北工作，我今天58岁了。前几天在电视里见您老，仍老当益壮，正挥毫作画，我不禁感慨万千。

历史公平不忘故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再也没见过黄浩同志，可能有缘，“文革”后期黄浩同志的女儿黄郦与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沟大院。

在李苦禅去世后，她说：“是我父亲发展了李苦禅先生参加了地下抗战工作———是那时期父亲黄浩在文艺界知名人士中发展的唯一地工人员。”她又指着楼门前草地上摆放的一块石刻横匾“趣园·天涯怪客”说，这是黄浩同志亲笔写的，刻好之后镶在百花深处胡同，以便前来接头的同志辨识。在“旧城改造”中此处被拆，她便把这块革命文物运到了南沙沟大院，至今仍露天置于草地上，经风沐雨。

2011年7月22日《北京晚报》第一次披露《百花深处》：“缘起：百花深处，不光有面容安详的老人，还有勇赴国难的征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平西情报组系统的黄浩地工组就活跃在百花深处。”首次刊登了黄浩、王佩芝夫妇的合影，还配有文字“在胡同深处，黄浩地工组成员李庆丰和家人秘密为八路军制作急救包”。而透露的主要功绩仅是如标题所刊《白求恩开药单地下党四处找药》。

2013年第九期《百年潮》发表文章《李苦禅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首次披露了：“李苦禅既是一位写意画大师，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的地下革命生涯故事至今鲜为人知。……经过黄骐良介绍……李苦禅接受了黄浩的建议，从此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他居住的柳树井2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联络站……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外国友人等，常在这儿藏身，中转，然后转移到根据地，奔赴抗战前线，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去向，他从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

（本文作者李燕为李苦禅先生之子、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