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就是让我们签署意外死亡学校免责条款吗？”说这话的，是天津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原来，最近，天津医科大学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参加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责任书”，其中第四条规定：学生如果因测试造成或导致伤残、人身损失或死亡，学生及其家属放弃追究组织者赔偿的权利。由此引发学生的不满，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9月29日《央广网》）

类似做法已出现多起，譬如2013年，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要求新生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2014年，兰州城关区一名高龄环卫工被迫签“生死状”，承诺工作中的一切人身损害由自己承担。有了法律和权利意识的双重缺失，伤残免责“生死状”自然无以获得法律的支持，也得不到道义的放行，然而为何相关责任主体依然乐此不疲，根本原因还在于心存侥幸。

其实，对于学校的权利保护，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教育部发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其中第三条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第四条规定，“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从这一点来说，只要事后的认定能够确定出具体的责任者，那么有无这么一条责任书，都不会影响双方纠纷的化解。

免责的前提是履行了责任。比如学校要尽到告之义务，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体检。与此同时，学生也必须真实报告自己的情况，不得故意隐瞒情况，比如患有严重的疾病等，而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相反，若是学校没有给予告之或者提醒，而学生又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有无一纸“责任书”，都不能成为双方共同的免责清单。若不能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就会对“责任书”过度倚重，从而忽略了自己应履行的责任，并作为无视相对方责任的理由。

学生的不满与质疑，其实也是基于权利保护的一种焦虑。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学校基于出现事故后，对意外发生后学生和家长“以闹维权”的忧虑。某种意义讲，双方的这种焦虑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唯其解决之道，还是要在对自己负责的同时，具有反求诸己的立场，如此才能避免和防止免责书最终成为自我安慰的挡箭牌。

尽了职责并不代表没有责任，考量尽责的好坏，按照通常的说法，“不看过程看结果”。事实上，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并不在于基础约定，也不在于安保条件，而在于人性的管理和对学生心理的关怀。很明显，有没有“生死状”，学校当承担责任还得照样承担，一张“生死状”起不了“免责牌”的作用。

所以，与其强签“生死状”逃避责任，不如扎实做好工作未雨绸缪，这才是责任主体应有的态度和作风。若是没有基于权利的立场，并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去解决问题，心存侥幸就会成为权利漠视，利己的焦虑就会演变成一种不信任和对立。没有了法治的解决路径，伤残免责“生死状”就会成为群体互伤的凶器。（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