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日常的一天。一口典型的窑洞——区政府办公室，格子窗、柴木门，窗格上的裱纸已有破裂，屋门敞开，阳光倾泻而入，和煦的光线让室内充满光亮，与背阴的窗格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忙碌着。屋内放置五张简陋的木桌，近处的桌上，一张展开的《解放日报》似乎刚被人翻阅，随手斜放在桌上。右边一张桌上堆放一摞文件，桌前坐着一位头戴军帽、面部留须的中年干部，正在认真地倾听一位“婆姨”的诉说。这妇女头挽发髻，身着传统陕北衣装：斜襟衫袄、大裆裤，神情焦急而沮丧，双手比划着，似乎在描述着什么。前面两张桌前，两位办公人员正伏案俯首读写。靠着窗边一张横桌，对坐二人，那位头裹毛巾、身披棉衣的干部正执笔疾书，对面一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着黑色棉马夹，下身穿宽腰长裆裤，双腿朝前坐在凳子上，右腿别在凳腿后，斜扭着身子，双臂盘倚桌上，抻起的马夹漏出腰间缠绕的裤腰带，样态欢愉自如，正期待地盯着登记簿，地上放着一卷行李，似乎经过了一路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来到此地。此时，门外一人正在走来，后面跟着一只欢快的黑狗，似乎很早出去处理完事务，刚刚归来。在窑洞办公室的时空之中，生动鲜活的一幕幕场景，呼之欲出。

区政府办公室（版画） 古元

这幅名为《区政府办公室》的黑白木刻版画，创作于1943年，是古元的代表作之一。尽管画面的场景是逆光的窑洞室内，但是并没有处理成西方版画的光影效果，焦点透视构图也被消解，明快的单线轮廓和简练的刀法，用阳刻线将人物突显出来，尤其是脸部，高度精练，不着笔墨，一反“阴阳脸”造型，点划之间传达出人物的神韵，颇有写意传神的意味，符合人民群众欣赏习惯，显出时代气氛与民族艺术风格。

古元于1938年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次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文简称“鲁艺”）美术系第三期学习，开始木刻创作。1940年5月，从鲁艺毕业后，古元到延安川口区碾庄乡参加农村基层工作，担任乡文教委员兼乡文书。当时，古元就住在乡政府办公室的窑洞里。

碾庄村共有42户人，除了少数上学的儿童外，只有一个人识字，古元利用工作之余教老乡们识字，每天绘制一些识字画片——在纸片上画一头牛，写上“牛”字，画一只羊，写上“羊”字，画一只水桶，写上“水桶”两字，分送给各户人家，如此一个月，乡亲们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过了几天，寄存的图片也多了，老乡们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骡、马、驴、羊的图片张贴在墙上，朝夕欣赏。古元了解到他们对家畜的喜爱心情，于是便采用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对此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娃不带狗不行，还要背上一条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羊羔装进麻袋里背回来。”从乡亲的评述中，他感到十分欣慰，也受到了许多启发。

熟悉了碾庄的生活，也就产生了深厚感情，见到农民收获粮食倒进仓里，就能想到：“这可不是地主的粮仓”，于是创作了《入仓》；见到区政府的办公室，虽然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但它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作品的素材都来自于碾庄的生活。

1942年5月，古元作为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大鲁艺”和“小鲁艺”的论断，他把桥儿沟的鲁艺叫作“小鲁艺”，把整个解放区的广阔天地和丰富的斗争生活比作“大鲁艺”，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去。“碾庄”无疑就是古元的“大鲁艺”，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这段时间非常重要，使古元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和怎样作画，这对他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他在题为《起步》的自述中所说：“我就是这样开始走上艺术创作征途的。”

古元在陕北战斗并生活7年，1958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至晚年，碾庄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1974年11月，古元带领中央美术学院部分师生到陕西户县开门办学，得以有机会在靳之林的陪同下，回到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碾庄，见到几位尚在世的老朋友，往事历历在目。曾因仰慕古元木刻艺术而投身延安的靳之林，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古元的生活与艺术道路，真正理解了那不可描摹的“质朴气质”的本源，他极度兴奋，彻夜未眠，回忆着整理完当天的记录，已经天明了。

1990年6月，71岁的古元再次回到碾庄，把在碾庄时期和根据碾庄生活创作的13幅木刻作品献给乡亲们，并在题为《摇篮》的前言中写道：“1940年夏天，我来碾庄村工作，和乡亲们共同度过一年的时光，碾庄，是培育我艺术生命的摇篮。1990年夏天，我又以此重返碾庄，时光过了整整50年，仅以当年在这里培育出来的作品献给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