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北京,提起哪类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提升作用,第三产业服务业在近年来可谓稳占“头把交椅”。

以去年为例。2015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9.7%,高于全国29.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9.9%,占全市税收比重的85.9%;1000余家服务业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可以说,北京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了服务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格局。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有基础、有优势、有经验。2015年5月5日《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在各地谋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北京“深挖”服务业的经验做法,是否可以进一步探索出可供全国推广复制的发展路径?这或许是国家首次不以“区域”而以“行业”设立一项试点,并把唯一的试点城市放在首都北京的初衷所在。

如今,试点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进行得如何?遇到什么新的问题?该怎样去解决?这不仅成为北京市委市政府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北京市政协协商议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1日至12日,北京市政协第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举行。围绕“推动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主题,委员们与到会听取意见的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以及列席会议的相关委办局负责人进行协商议政。

为了抓住北京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在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对外开放全局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也是北京市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机遇。”在此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上,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表示。

如何对这个重大机遇进行“定位”?国务院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上是这样描述的,“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着力推动北京市服务业现代化和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点、时代特征的体制机制,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扩大开放基本框架,使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成为国家全方位主动开放的重要实践,为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出贡献。”

显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北京的试点,更是全国的试点。

带着对抓住这种重要机遇期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北京市政协早在6月份开始,经由市政协经济委牵头,科技委、社法委、港澳台侨委共同参与,并联合八个民主党派的北京市委以及“智库”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等共计14家单位共同组成了规模庞大的联合调研组。在随后的4个月时间里,就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情况进行深入“摸底”。

“我们在调研中力求把握好定位,做到与国际接轨,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相协调,并将调研与开放措施实施同步进行。”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解释。“试点方案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调研组通过与市商务委等政府部门常联系、勤沟通,及时了解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最新进展情况,这样才能做到观点对表,及时调整,所提意见建议才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

扎实的调研是建言的基础。

调研开始前,调研组提前邀请北京市副市长、试点领导小组副组长程红向北京市政协常委们做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北京探索”专题报告,并先后听取北京市商务委、公安局、工商局等15个政府部门的情况通报,与普华永道、渣打银行、阿里巴巴等9家企业进行专题座谈,实地考察了朝阳区、顺义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点区域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集成实施情况。为了借鉴“他山之石”,调研组并未局限在北京市本身,还主动“走出去”赴福州、厦门和深圳考察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

根据评估,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一年,实施方案中确定的141项任务的83%进入实施阶段,截至目前实施完成85项,完成率60%。在试点带动下,促进了北京经济发展向经济服务化、服务高端化、产业融合化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委员们在调研中不仅发现了试点政策措施执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确立了“推动已有政策措施用足用好,推进扩大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主基调。

推动开放措施和

改革配套政策“落地生根”

根据试点方案,这一年多来,北京市首先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进行“先行先试”,向各类资本扩大开放、放宽市场准入以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政策有了,参加调研的民主党派成员唐致军却描述了在企业走访时印象深刻的一幕:提起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的企业负责人竟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有的企业虽然知道试点方案,却不知道服务业扩大开放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宣传推广的力度还不够,过于侧重于外资企业,没有对接到国企和民企的需求。也说明有关部门对试点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要真正把服务业扩大开放作为北京转型发展的大机遇、大政策去珍惜。”

傅惠民委员对这样的现象还有另一种解释,他认为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现有的开放政策还有争取的空间。“如果一个政策真有吸引力,是不用政府花力气去解读和推介的。要在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吸引力上进行深入研究,从加大税收优惠等方面引导企业加入试点工作。”

如果用一个词去说明这种政策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那就是“精准开放”。供需不对等在首批扩大开放的旅游服务领域同样存在。“要关注政策饱和度和无效开放问题,目前北京出境游已处于实际开放状态,公民出境游需求十分强劲,相反入境游则出现下降。”符国群委员称,出境游政策已经饱和,要在吸引国外游客入境游上下功夫,通过简化退税流程、增加商品多样性等留住游客在京消费。

“还有的开放政策由于与其他政策相互冲突,在现实情况下执行起来存在一定障碍。”任学良委员举了一个例子,服务业扩大开放实施方案规定,允许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开放政策的覆盖范围从营利性企业到非营利性机构扩展。而国内政策规定,非营利性组织不能取得分红,这与社会资本追求利润回报明显相背离。“建议相关部门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全面梳理,打破体制机制障碍,统一准入标准,尤其让民营企业起码和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准入待遇。推动开放措施和改革配套政策‘落地生根’。”任学良表示。

扩大开放从“点对点”到“点对面”

委员们在对先行先试的服务业六大领域推进情况调研时发现,其中的政策以及经验大多呈现“碎片化”、“点状”的特点,并没有成为系统的一套理论经验。随着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委员们盼望试点能发挥更大优势和能量。

“与自贸区相比,我国每个自贸区的政策实施范围大致在120平方公里,占各自省市面积的比例不足1%,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则是在全市范围内,是一整个垂直链条,客观上为全市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应邀前来此次常委会“开讲”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说。他十分看好试点将起到的全方位带动作用。

委员们表示,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政策衔接与部门联动,发挥政策的组合放大效应。目前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共涉及55个市级部门、16个区和141项具体任务。这些政策试点往往突破的是一件事、一个点、一个审批权限,面对服务业产业链条长、涉及面广、企业属性多元的特点,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相互沟通配合,搭建政策集成平台,以政府服务集成促进政策集成效应的发挥。

诚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北京可以借此机会积极探索和制定一套符合首都经济社会地位的信用体系建设的地方标准,规划设计各行业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打破部门和行业壁垒,统一信用联合惩戒标准,为服务业扩大开放保驾护航。”常红岩说。

一份《对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若干问题的建议》,包括4个方面20条建议,再加上会议期间委员们新讨论形成的50多条意见建议———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调研成果。从6月份北京市政协联合调研开始,到此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结束,这场针对推进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的协商议政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在讨论中,委员们认可了试点施行一周年,已初步形成了若干全国首创或具有全国最优效果的开放创新举措。北京市商务委副主任申金升表示,下一步会结合委员建议,在某些点上、环节上逐步突破,在线上有延伸,在面上有推进,形成系统、协同的体制机制制度创新,走出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

前来参会听取意见的程红副市长从前期调研开始便“见证”了北京政协及委员们对这一社会热点的关心关注。她用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对委员们的拳拳之心进行回应——

“仔细阅读研究这些意见建议很多遍。服务业扩大开放涉及问题多领域广专业性强,如果不是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调研和分析,拿不出这样高水平的意见建议,也不可能对当前的难点问题有这样准确地把握。这些意见建议对下一步精准开放、务实开放有很大帮助,我们会将这些意见建议融入工作实践,更希望能与政协建立一个常态化协商机制,持续对试点工作进行跟踪建言。”

这种诚恳地“邀约”,或许是对委员们履职能力和态度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