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光简介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国上将王平之子。历任总参谋部动员部副部长、部长，2003年12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范晓光

王平上将

范晓光（左）和父亲王平上将的合影

在有“川西北高原的绿洲”之称的若尔盖草原，阿坝州若尔盖县班佑乡，80年前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高18米、宽24米、重1800多吨的红色花岗岩雕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碑名为“胜利曙光”。

纪念碑主体由24尊神态各异的红军人物形象和一面军旗组成，凝重再现了1935年数百名红军将士在草地不幸集体殉难的真实历史故事。

当时任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的开国上将王平，是那段历史最直接的经历者和记录者。他一生经历惊涛骇浪，但每每提及这段长征中班佑过草地的故事，仍会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2011年，纪念碑揭幕后，王平将军的长子范晓光深情撰文，以“父亲的草地”为引，回忆悲壮的长征往事，亦纪念勇敢无畏的红军英烈。

“人们呜咽着、哭泣着，天空中的‘龙达’像雪片似地在寒风里纷纷扬扬飘落、飘落，落进了人们悲伤的心中，我好像又听见了父亲的草地回忆……”

“我只是个幸存者”

范晓光说，那座纪念碑上，刻写的父亲回忆录里关于在班佑过草地的文字，他已无数次阅读。父亲的那段回忆，也已深深铭刻在他心里，几乎已成为他的一段生命记忆。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范晓光说，父亲回忆起这些故事，总有种掩饰不住的悲伤。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一根根穿透时间的针，深深刺进父亲的心里。

“人踩在草甸上就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脚踩空，陷进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

“草地大部分地区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饮用，走路时刺破了脚，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难以医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残废。还有的同志干渴难忍，喝了两口污水，肚子立刻发胀发病死亡。”

“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青稞炒面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甚至粪便中残留的粮粒都成了充饥之物……我们团部有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说，多爬一步，就离走出草地的目标近一步……”

“我们红十一团过草地，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两百人……”

痛是王平关于长征最深刻的感受，“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他们是英雄！我只是个幸存者。”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王平确是一名幸存者。他经历了太多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的“千钧一发”。

一次战斗中，王平和十一团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从团长后背两侧穿过，打到王平的皮挎包上。

长征途中攻占古坡圩集镇后，王平和警卫班在一个小山坡上睡觉，忽然，班里一个战士的枪走火，子弹从睡在王平边上的班长身体穿过，又贴着王平的耳边飞去。

攻打遵义城时，王平和团长在临时挖的一个坑里用望远镜观察指挥战斗。突然，一发子弹击中团长的手，把望远镜打到一边，王平感到号兵在附近吹号有危险，就命令通信排带开，他刚一回头，又一颗子弹从后脑勺擦过……

是个幸存者，但也绝不仅是个幸存者。彭德怀军长在指挥所亲眼看到十一团指战员们在敌人枪林弹雨中的英勇顽强，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对十一团政委王平的肯定。

长征途中，十一团全体官兵英勇善战，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役中，多次担任红三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安全转移。王平率领十一团官兵英勇战斗，每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参加了革命，就把这一百多斤全交了出去，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问题。”范晓光转述当年父亲对他们说过的话，“战争年代参加革命，随时都面临牺牲的考验，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

即便悲壮至此，王平也始终保持了一份豁达和乐观。与战友们的团结和“苦中作乐”，也让范晓光感动。

“1930年5月，父亲带着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参加红军。因为没有带组织关系，又没办法与原党支部联系，1930年9月经黄克诚介绍重新入党。忠直仁厚的黄克诚是父亲最敬佩的人，他们一生情谊深厚。长征途中，黄克诚受到错误批判，被放到红三军团教导营当政委，归父亲指挥。父亲仍然非常尊重他，工作、生活相处非常融洽。黄克诚有次随父亲所在的红十一团行军，他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来收好，由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父亲和他一起走，父亲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父亲和他开玩笑，骂父亲‘捣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