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光在红军长征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范晓光（中）在汶川指挥抗震救灾

“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

1944年，王平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晋区党委书记，年底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积极对敌开展攻势作战，在平绥路以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从而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年，王平的长子出生。因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妻子范景新给孩子取名为“晓光”。

小时候的晓光就很有主意，“名字是妈妈起的，但是姓是我自己改的。”因为父亲工作忙碌多不在身边，跟母亲更亲近的他郑重向父母“要求”：自己要姓范。

跟母亲亲近，但受到父亲的影响却一点不少，范晓光从小就希望，长大了能参军打仗。

1949年初，王平和家人住在张家口，那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解放城市的消息，每次得到胜利的消息，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庆贺，唯独范晓光急得大哭，“今天解放这个，明天解放那个，全国都解放了，我长大了解放什么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范晓光说，自记事起，他就在渴望长大，希望自己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为解放全中国出力。“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党和军队充满了感情，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的信念从小就植根于心田。”

军队梦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愈发强烈明确。为表达对军队的感情，中学时范晓光还一度把名字改为王可军，意思为“可以参军”。

1964年，梦近了一点。范晓光考入南京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为南京理工大学）。

入学后，学校安排新生下连当兵锻炼。当时，正值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范晓光训练刻苦，成了“神炮手”，受到连队表扬。连队党支部还把他列为入党培养对象，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但我不会写，就给父亲写信，问他入党申请书怎么写。”父亲的回信让有些成绩的范晓光冷静下来：“你追求进步，我感到很高兴，但是你连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说明你还不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你要好好学习党章和党的历史，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到时你就会写入党申请书了，等你会写入党申请书了，说明你离党员的标准也就不远了。”

读了父亲的回信，范晓光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也渐渐开始去理解“共产党员”的含义。回到学校后，他按照父亲要求，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周末带领班上同学到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被学校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后来又被发展为预备党员……

在范晓光入党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父亲被“打倒”，范晓光也受牵连，虽然入了党，但迟迟不能转正。同一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和其他两所军事院校改为地方院校，学校全体教员和学员集体脱军装转业，范晓光第一次当兵的经历就这样“匆忙”结束了。

“一心一意想当兵，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过比起父亲所遭受的折磨，我自己人生的一点挫折变化，不算什么。”1968年大学毕业后，范晓光被分配到东北39军116师农场劳动。

“农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但大家干劲都很大，大冬天赤着脚冒着严寒到芦苇塘改造而成的水田里平田。由于有一些芦苇根没有清除干净，一脚踩下去，稍不注意脚板就要被扎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仔细剔除伤口里的淤泥，然后用酒精棉球消毒。”辛辣的酒精棉球塞进伤口时，人痛得直哆嗦。但即使这样，第二天继续下田干活。在插秧过程中，范晓光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炎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昏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出院后，农场把范晓光树为先进典型。

但同时，由于父亲受审查，连队组织召开批判会，要范晓光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坚信他绝对不会反党，更不是反革命。”于是，范晓光又由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面典型，受到批判。

“父亲被打倒，家被抄，家里人也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全家人有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有的被下放到煤矿和农场劳动锻炼，有的到农村插队。一家人被分散到几个地方。”

即便这样，范晓光依然与父亲保有一样的信念。“无论专案组如何威逼，父亲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不讲假话。期间我去看望父亲，他说，我对党是忠诚的，我没有反党，没有罪！”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王平被解除关押。1973年，范晓光也调回母校当教员。

但因为始终对军队充满感情，一直想再次穿上军装。“1978年，终于第二次当兵入伍，到军委炮兵科研处工作。”在炮兵工作期间，范晓光潜心科研，参加指导122毫米40管火箭炮、130毫米30管火箭炮等装备的科研课题，这两种新定型的装备后来都参加了国庆35周年和50周年阅兵……

这一次，范晓光的军人之路走得通畅亦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