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条例中第二条最新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将不再受保护的规定引发了消费领域的极大关注，这是自1994年消法实施后首次从法律层面上就争论20年之久的“知假买假”问题进行明确。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这是否意味着将面临一种职业层面的拐点，也尤为引人关注。（10月17日《北京青年报》）

职业打假人是一个特殊化的群体，也是一群颇具争议的群体。是否允许职业打假的合法性存在，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有“国家打假机制不作为下诞生的畸形产业”的定位，并贴上了“畸形产业”的标签。言下之意，既然产业都已畸形，那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职业打假人，似乎也具有某种天然的原罪。毕竟，以赔偿获利作为打假的动力，与传统道德的要求格格不入。

于是在各种利益的角力下，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地位，也变得不明确起来。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当然允许其存在，毕竟职业打假的一系列作为，对于制假贩假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力，并发挥着独特的正面作用。当然，对于企业负责人和商家来说，职业打假人对其不失为一种威胁，尤其是部分人“恶意打假”的行为，对整个群体的形象都是一种损害，让群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可否认，逐利冲动会让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变得模式化、固定化和恶意化，在其行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情况下，恶意打假逐利则可变得“黑色化”。以打假为名义的行为则可能成为“假打”，与传统的打假诉求和愿景背离甚远。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职业打假人又成了公众打假弱化的反讽。大量的打假案例由职业打假人发动和包揽，映射了其他沉默的大多数人的难以作为。一个社会的打假基因构成，应是占绝大多数群体而非少众化的“职业者”。

正是看到了这点，一些打假人悄然实现转型。从“我来打”到“我帮你打”的升级，可以让职业打假人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权利维护与伸张毕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法律性，让职业打假人的长处得到发挥，是职业打假人自我嬗变的需要，也是实现打假社会化升级的需要。不过，抛开职业打假人的“原罪思维”，在一个正常的权利体系和法治构架下，都应当允许职业打假人的合法存在。

用道德的标准去评判职业打假人的合法性，其实是法治思维缺失的存在。灰色也好，黑色也罢，只要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那么就应当得到支持。即便不鼓励与提倡，但也不必打压与限制。换言之，只要其使用的手段符合法定程序，并具有法律的正当性，那么就不能用目的去进行否决。能够在利己的同时达到利它的作用，职业打假人在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着现实的权利生态与利益格局。

保护合法，限制非法，把职业打假人视为“正当的每一个”，对此群体存在的合法性和行为的正当性，才会有“法治化的理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既讲求人人平等，又注重程序正义，而不会有任何身份性歧视和目的性假设。只要其行为合法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管其是基于利己，还是出于利他的目的，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与认可。尊重别人的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职业打假人与消费者利益的一致，与公共利益也存在目的性的殊途同归。给予其法律上的放行和情感上的认同，亦是检验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