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期华夏副刊邀请几位委员和学者一起来谈谈——长征。

周素园塑像

我的生命中，与一位老长征人有过多次的交集。

那时还小，在贵阳最热闹的大十字，挤在人丛中看父亲的肩上挂着一黑布带，与很多体面的大人们一道，伴一辆车肃穆缓行。回家后父亲解释说，有位受人尊重的老人辞世，大家为他敬挽灵车。后来到毕节地区供职，方知这位老人就是毕节人民，渐渐地我还与其后人有了交往，很感亲切。从毕节再到文史馆工作，得知我的第一任老馆长，就是父亲当年送别的那位毕节老人———周素园先生。

周先生绝对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清末获过功名，后来参与组织领导过贵州的辛亥革命运动，再后来在北洋政府中任过职……终因不满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回到家乡毕节，闭门读书，寻求救国之道。据说1936年2月红军转战毕节，照例打土豪抄家，但战士们发现该大户与众不同：精读马克思列宁著作，书上还满是眉批心得，于是上报首长。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将领纷纷登门与之促膝而谈，相得甚欢。周素园先生由此断定：中国的未来在共产党身上！就这样，虽年近六旬，当红军离去时，他毅然追随，从此踏上了长征之路。听说周恩来得知此事，指示：周先生可以安排到条件更好的香港，继续做统一战线工作。但周素园先生坚定地说：自己年届花甲才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必须与红军生死同行。而贵州省档案馆有文件，当时的省主席赶紧给蒋介石发报，称红军将周先生挟持而去云云。抗战爆发后，留在延安的周素园先生为了不给党中央增添麻烦，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回贵州老家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

后来有些故事亲聆于其女周平一女士：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委任周先生为贵州省首任党外副省长；上京开会时毛泽东接见；贺龙、王震更认周女士为干女儿；等等。贺龙笑说：你父亲爬雪山时骑过我的战马，我还为他牵过马呢；王震则回忆，过草地时，他的行军床常与周先生同床共枕、抵足而眠，每到难以行进处，王震还曾背着周先生行进……

我于是想到一个场景：当年的毕节，在老先生旧家，红军将领们宣讲着马克思主义救国之理，老先生则满口“之乎者也”畅谈孔孟之道。就这样谈着聊着，居然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心心相印，最终使老先生翕然敬服，慨然而随。我感受到，在那个遥远的战争年代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曾经如此零距离地融合，强烈地共振过。我曾鼓动身边的艺术家们拍一个电影，记录下这次动人的交谈和融合；并永远记住，在雪山草地间，老一辈革命家与一个文化老人的生死之情……

我不知道这个电影能否拍成，但这部片子却一遍又一遍地在我心上播放着，使我感动并给我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贵州文史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