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上午，福建安溪法院到长坑乡崇德中学，集中对3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11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张某明、苏某成和上官某星等1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两年六个月至十一年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追缴违法所得。（10月22日《泉州晚报》）

说到当前的电信诈骗，相信没有人不出离愤怒。这一新闻出现后，我们一方面为当地司法部门对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审理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这一名曰“公开宣判”，实质为公判大会的判决方式，却实在让人五味杂陈。

公判大会在法律上的定性，其实早就明确。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规定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及一切违法的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2003年，最高法院再次下文，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坚决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而从舆论的反馈来看，民众对于这种方式的反感也越来越大。

这次安溪对于1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的宣判，虽然称不上是“游街示众”，但集中宣判的性质已然坐实，也释放出强烈的示众色彩。更为关键的是，从曝光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不只是法官等庭审程序所必要的司法工作人员，而还有当地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这无疑与司法意义上的公开宣判显得格格不入。说得轻一点，这是对庭审仪式感的破坏，说得重一点，这可称得上是知法犯法。

确实，若熟知安溪作为电信诈骗犯罪重灾区这一现实背景，就不难领会当地相关方面安排这场公判大会的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声势浩大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当地打击电信犯罪的决心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机普法。这其实和不少地方公判大会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无论是公判大会走进学校，还是组织地方民众“观摩”，这一方式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普法教育却一直是一个疑问。毕竟，如此表演色彩强烈、有着行政力量参与的公判大会，缺失了法庭审判的固有仪式，反倒更容易让人产生人治压倒法治的印象。而事实上，遏制电信犯罪的发生，在根本上不在于公开宣判的“残酷”，而在于法治的如影随形。就此而言，这样的公判大会，不仅违法，在效果上恐怕也只能与其预设目的背道而驰。

囿于当地电信诈骗犯罪的多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地方形象的负面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在治理电信犯罪上的焦灼心理可以理解。但如此剑走偏锋，依赖公判大会的方式来宣示治理决心，无疑是一着险棋。殊不知，电信诈骗的大量衍生，本身就是地方法治生态的一种负面写照，若在电信诈骗犯罪的治理上，仍沿袭一种违法的方式，显然只会继续加剧地方司法公信的流失，也难免给人留下治理上的“黔驴技穷”之感。

电信诈骗确实需要得到高效的治理，但法律的边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得到恪守。治理者既不能利用民众对于电信犯罪的“复仇”心理，来无视和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也要克制自身的治理快感和冲动，防止“头脑发热”。发生在安溪的这场有关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公判大会，其所释放的警示意义，值得更多地方吸取。（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