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又适逢上海博物馆已故青铜器研究大家《陈佩芬青铜论集》出版，10月27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纪念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陈佩芬青铜论集》出版座谈会。陈佩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曾出版专著《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商周青铜器纹饰》、《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等专著，于2013年去世。

陈佩芬在国家文物局鉴定青铜器

龙耳尊

今年是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又适逢上海博物馆已故青铜器研究大家陈佩芬《陈佩芬青铜器论集》出版，10月27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了纪念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陈佩芬青铜器论集》出版座谈会。

陈佩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一生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在古代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和铭文等方面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曾出版专著《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商周青铜器纹饰》、《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辞典》等，2013年去世。

《陈佩芬青铜器论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出版，是陈佩芬先生学术研究文章的结集，内容涉及中国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均为首次结集出版。附录部分收录有其所作上博简的释文和注释。

出席座谈会的有来自各地文博学界、古文字学界的专家学者及陈佩芬先生家属，会上深情回顾了陈佩芬先生60余年潜心学术和对中国青铜器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她每天早晨6点必坐在案头，每天的餐饮都是一天烧一次，把要吃的东西全部放在一个锅里炖。中午吃了，晚上吃，吃光了再来一锅。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简朴的生活方式，以为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后来才知道，她是把生活琐事压缩到最小，好腾出时间做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张晓敏回忆道。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回顾了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的发展历程。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之初，得到了一批海内外爱国收藏家经费和文物方面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香港收藏家边耀南的岳丈朱昌言先生。1994年春，战国楚竹书出现于香港文物市场。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了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总计1200余枚。1994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而此时上博采购经费已经用尽，由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发起，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是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

朱昌言与上海博物馆渊源颇深，马承源、陈佩芬往来香港，经常由朱先生接应，他曾在马馆长和陈馆长的建议下买下了一批青铜重器，其中有不少可以填补上海博物馆的收藏空白。陈佩芬去世之前数月曾特地赴港去查看这批青铜器的保存状况，亦想过要将其收录成书，可惜她从香港返沪不久便过世，留下遗憾。而在朱昌言过世后一年，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曾给朱家打过一个电话，表达了上海博物馆非常看重朱老收藏的这批青铜器，尤其是其中一件商代方觚，在全世界的私人收藏里，都很难再找出一件。不过上博方面也表示，尽管他们非常渴望收藏这尊方觚，但是会绝对尊重家属意见。以下刊登座谈会节选。

杨志刚(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佩芬先生1952年高中没念完，17岁，因为家庭原因，报考进入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招的第一批员工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包括跟她一起进来的上博书画研究部的老专家钟银兰，但是这一批人进入上海博物馆以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单位领导专家的培养，很快地成长起来了，像陈佩芬副馆长、钟银兰后来都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名声响誉文博界。

陈佩芬历任上海博物馆征集编目组组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青铜研究部主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任教授，1993年因为对社会科学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她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功勋勋章，到2005年4月光荣退休。陈馆长60年潜心学术，出版了很多专著和论著，尤其是大型研究类工具书《夏商周青铜器研究》6册，对中国古代艺术精华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断代、分类提出独创见解，为系统学习研究青铜器提供翔实、丰富的资料。

张光裕(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陈佩芬青铜器论集》材料丰富，内容重要，陈佩芬在学术上的成果在书中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尤其是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文博事业。我和陈佩芬认识于1980年，因为研究需要，我经常需要看些青铜器，而上博是当时最开放的博物馆，对学者的支持不遗余力，我在学术成长过程中跟上博结下不解之缘。今年是上海博物馆新馆开放20周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动工第一抔土，我在台上，最后一抔土，我也在台上，一转眼已经是开馆20周年，而建馆远不止20周年。陈佩芬最让我感动的是，她走了，还把遗爱留在人间(遗体捐献科研工作)。我自认为才疏学浅，为陈佩芬先生做诗一首：荷枯已折擎天蓋，犹带莲实报最来，墨香永留清芬志，人间重现镜中彩。

边耀南(著名收藏家)：

马承源、陈佩芬馆长往来香港，我的岳丈朱昌言先生经常接待。朱先生从20岁开始喜欢文物，一直到90岁。他最先喜欢的是书画，在马馆长和陈馆长的影响下转向青铜器。那时候香港有一批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马馆长和陈馆长很看重，但是上博的采购经费用完了，朱先生就听从上博马馆长、陈馆长的建议，买下了这批青铜器。而且他为了存放这批青铜器，特意把他的书房进行改造，连我们这些子女在内，从来不让进他的书房，只有上博马馆长，陈馆长来了，才可以进到他的书房。大约3年前，陈佩芬来香港，她要看看青铜器器保存得怎么样，那时候朱先生已经老了，脑子也不是很清楚了，我就陪着陈佩芬在书房看。她说，“边兄，这些青铜器是我的心血，我要来看看它们保存得怎么样。”众所周知，上海博物馆是全国青铜器保存最好的博物馆，不是依靠划拨，是他们一件一件自己征集过来，选择入馆。陈佩芬边看边对我说，“我要出一本书，要把这批青铜器都写进去，现在我先记录下来，第二次来想把相片印一下。朱老是在陈佩芬离开后2个星期左右，就去世了，陈佩芬也是在这次之后三个月左右就过世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朱老过世一年，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打过来一个电话，表达了上海博物馆非常看重朱老收藏的这批青铜器，朱老收集的这批青铜器里边，有不少是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收藏体系里边所缺失的，朱老最喜欢的那件商代方觚，在全世界的私人收藏里，都很难再找出一件。其实，朱老的青铜器收藏都是在马馆长和陈馆长的帮助下收集到的，朱老自己是不懂的，朱老生前一直是上博之友，捐过不少文物给上博，朱家的精神会继承、延续。

周亚(原上海博物馆青铜部主任)：

1996年我们建新馆，马承源馆长经常去香港，得到了许多香港爱国实业家经费和文物方面的支持。文物方面如竹简、青铜器也是很多在港实业家捐赠的。朱先生的这批青铜器还是要做整理，这批青铜器有很多非常重要，可以填补我们博物馆的空白，尤其是那件“商代方觚”，也是朱先生的最爱，尽管我们非常渴望得到这尊方觚，但是我们绝对尊重家属意见。

再来说一说陈佩芬先生。从我进上海博物馆开始，一直在陈佩芬先生指导下工作，我过去学历史，没有学过文物，到博物馆后对文物很陌生，在陈佩芬先生指导下学习青铜器，陈先生说，你每天到青铜陈列馆去看，每天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就看一件东西，看不懂的地方就去查阅资料，把这件东西研究透彻。我遵照她的指导每天去陈列馆看一件东西，受益匪浅，至少把馆藏研究得非常清楚，对青铜器发展也有了全面的认识，现在，我也是这么指导青铜馆的年轻人，让他们每天去陈列馆看一件东西，然后把它研究透彻。陈先生写的《青铜器辨伪》是青铜器研究、收藏领域必读的文章。另外陈先生编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对整个青铜镜界影响非常大，也因为这篇文章，陈先生被藏界称为“青铜镜大王”，她非常好学，到晚年还转而去研究竹简，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彭适凡(江西省博物馆名誉馆长)：

我和上海博物馆有缘，同马承源、汪庆正、陈佩芬等几位老领导、老同志都有过交往，今天参加纪念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陈佩芬青铜器论集》出版座谈会，转眼我们都垂垂老矣。记得1996年新馆建设之际，几次来参观，看到马馆长、汪馆长戴着帽子检查工地，印象深刻。参加上海博物新馆开馆，那真是高朋满座，所有省一级博物馆的馆长几乎全部都参加，特别少有的是很多海内外专家、收藏家、友人参加盛会，这是国内的博物馆所都不曾有过的场面。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20周年，《陈佩芬青铜器论集》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事。陈佩芬先生出版过这么多著作，除了早期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又编《中国青铜器辞典》、《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等，只是她所有的文章没有集结成论文集出版过，这本《陈佩芬青铜器论集》出来，正好弥补了缺陷，陈先生对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基本成果就呈现出来了。

尤其是那篇《青铜器辨伪》，是我们鉴定青铜器必读的文章，为什么陈先生有这番成就，我想说是上海博物馆造就了陈佩芬，陈佩芬也无愧于上海博物馆。为什么这么说，陈佩芬17岁高中未毕业进入上海博物馆，兢兢业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文博事业。她一心投入，精心研究，对青铜器这么执着。有这么一个例子，1966年她发现了废品站的一批废铜准备融化，发现了里边2只青铜龙耳，就把它留下来，去向马馆长汇报，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马馆长已经靠边站的，2年以后没想到又来了一批废铜，清理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尊，正好缺2只龙耳，就跟之前的两只龙耳对对看，结果一对就对上了，2年终于合璧成一件完整的尊。这种精神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