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谁在收藏中国》是首部系统梳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收藏家们，在1840年到1949年间，猎获中国珍宝并运送出国的作品。该书入选《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西方的侵袭究竟是对中国历史的疯狂掠夺，还是在无意中让文物能够得以保存，使其免遭战火和贪婪之人的损毁?这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的焦点。两位作者梅耶和布莱萨克在这个问题上也莫衷一是。但现阶段，使这些文物免于在中国内战中被毁的美国博物馆理应继续保留其藏品吗?假如中国想收回，条件应当是什么?在该书中也有详尽的探讨。

本文节选自《谁在收藏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由中信授权刊载，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兰登•华尔纳

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国探险的旅行家。离开北京时，你带上地图、挂包、水壶、锡罐、照相机、闪光灯和护照。有人警告你说，省界地区有土匪。过了一会儿，又建议你佩带一把猎枪或自动左轮手枪。最后，你乘坐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火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

第二天早上6点，你携带更多安全穿越铁路沿线动乱地区所需的文件，给地方官员的介绍信，离开了有古城墙环绕的洛阳。你坐上一辆人力车，朝着偏离你目的地南边20多公里的龙门石窟进发。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最终目的地，是传奇的丝绸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过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马在恭候。你骑上马，来到一个守护龙门石窟的小村子。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年至499年)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之后，洛阳成为佛教僧侣的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弋，那些贸易之路被统称为“丝绸之路”。龙门石窟有2345个洞窟，它们在黑灰色石灰岩山崖上开凿而成，供佛教僧侣隐居之用。龙门石窟曾经拥有10万尊雕像，将近2 500座石碑。此时，龙门石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尽。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寺之一，作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废弃很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了解、崇敬龙门石窟，尤其是那里的书法碑刻。

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是访问龙门石窟的首位外国探险家。后来，他当上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中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之后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于1907年来到龙门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参观了龙门石窟，他是美国亚洲艺术鉴赏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弗利尔在龙门石窟驻扎了几日，委托摄影师裕泰拍摄玻璃底片照片(现存于弗利尔档案馆)。弗利尔评论说，龙门石窟的艺术，似乎优于他之前看过的任何东西。

在浏览龙门石窟照片时，兰登•华尔纳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宾阳洞雕塑的供养人)两幅礼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兰登•华尔纳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亨利•赛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银行家，这些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虽然在赛努奇家中陈列，但已经被遗赠给了巴黎市政府。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担心自己有关中国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东魏观音像。波士顿美术馆藏

主犯卢芹斋

此时，卢芹斋粉墨登场。他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最重要的古董商，与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亚洲艺术收藏家保持着长期互利关系。王伊悠曾撰写过有关卢芹斋的论文，在接受《金融时代》报采访时，她说，卢芹斋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即将中国的古代文物供给有钱有势的现代美国人消费”。从那方面讲，卢芹斋扮演的角色，是为其欧美客户服务的“外来中国仆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被一位法国博物馆研究员简称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个默默无闻的生产丝绸的小村子卢家兜。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一位鸦片瘾君子，母亲后来自杀身亡。如《卢芹斋传》作者杰拉尔丁•萝拉所细述：1902年，卢芹斋作为厨师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与中国驻法国使团的商务参赞张静江携手，成立了“运通”公司，合作开展商业经营活动。除了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该公司也经营中国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们用其经营盈利资助了孙中山的国民军。那是他们最精明的投资，虽然从1913年起，民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们仍然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影响力出口文物，其中许多属于清代宫廷收藏。

卢芹斋爱上了经营帽子店的法国女子奥尔佳，但她却更愿意与资助自己生意的保护人继续交往。因此，卢芹斋与其15岁的女儿成婚，生育了4个女儿。卢芹斋擅长交际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经拥有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中国餐厅，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卢芹斋的事业始于经营古董，在巴黎第九区的泰特布大街开办了一家小画廊。起初，他只从欧洲进货。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而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文物，许多东西源于宫廷。

经营初期，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今天，大卫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卢芹斋扩展了经营范围，以便向有钱的美国人兜售。当时，中国在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佛教。而像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之类的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卢芹斋为自己不断增长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户。他把自己的经营重点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一家画廊。

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最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范•海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最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最著名商贩。最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最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最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最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

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南海观音，彩绘木雕。辽代或金代。

劳伦斯•史克曼

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

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

回到美国，华尔纳忙于为弗利尔的收藏编写图录，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长。华尔纳注意到，他能把最近所购一尊头像，与龙门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衔接，这要归功于弗利尔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盗贼砍头前的状况。战争已使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华尔纳预言：手持大把现金的美国人，“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

1923年，华尔纳与贺拉斯•杰恩和兼任秘书的王翻译重返龙门石窟。军阀吴佩孚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华尔纳在报告中写道：“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除了出现了一些缺口裂缝外，那里与我记忆中10年前的样子无异。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华尔纳声称，在吴元帅领导下，所有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已被阻止,虽然和平只是暂时的。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华尔纳对此感到悲哀。

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颁布的《古物保护法》，设立了诸如“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们”在龙门石窟的经营，仍在良好运转。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龙门石窟的雕像买卖并非全部经过卢芹斋之手。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1993年，伦敦苏富比落槌了一尊龙门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了一尊观音头像，其出处仅标注为“欧洲旧藏”。可与那尊头像相提并论的，还有已知源于龙门石窟、藏于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普艾伦的大胆进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属于小巫见大巫。那两位美国研究员，征集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两幅浅浮雕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曼为一座崭新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购买了《帝后礼佛图》;而长期主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普艾伦，则将《帝王礼佛图》纳入该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长7.62米，宽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纪完工时，显得“清晰而有条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墙处端坐一尊佛像，旁边是佛的弟子和两尊菩萨立像。洞窟两边的侧壁上有一组3尊雕像，为佛和菩萨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为4层，其中有两块浮雕体量最大，无疑也最重要：它们展现了文昭皇后与随从、孝文帝与宫廷朝臣礼佛的形象。下层是恶魔像，上层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场景;最上面一层，再现了维摩罗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经的场面。在中国，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探险队失败后，兰登•华尔纳重返中国。除了在剑桥城教书和博物馆研究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待建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董事们提供藏品征集咨询服务。为了给博物馆物色一个能去现场收集中国文物的人，华尔纳推荐了自己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哈佛大学，1930级)。那时，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学院的奖学金，正在北京学习。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岁时，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画廊，偶遇了亚美尼亚古董商和亚洲艺术专家萨尔基相夫妇，对亚洲艺术早早产生了兴趣。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蒂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轶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约翰•凯文•弗格森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弗格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弗格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身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对年轻的同事史克曼，艾克敦给予了概括，称其是所有中国物品的鉴赏家：

一天中的最好时光，是史克曼走进屋子，怀里抱着他发现的一些珍宝。当然，他总是在发现珍宝，从周代青铜器到玉蝉。那真是堪萨斯城博物馆的齐天洪福。我对他的正直诚实感到惊奇。任何其他人，只要对那些东西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激情，都会将它们据为己有。可堪萨斯城怎么就能道高一丈呢?在史克曼手里，那些东西宛如沉睡中的公主，被白马王子的吻从梦中唤醒，显得容光焕发。他抱着它们，回到北京协和胡同里的爱巢，如同携带新娘步入圣坛。在那些婚礼中，我常常有幸成为伴郎。但是，短暂蜜月过后，它们被送走，到密苏里州展厅的玻璃展柜后面再次入睡。

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

堪萨斯城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令人不快的故事。在兰登•华尔纳与史克曼的一系列通信中，也谈到了那件事。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躺在华尔纳所在哈佛大学和史克曼所在堪萨斯城的档案馆里。1931年秋天，当史克曼第一次来到龙门石窟时，那两幅2.74米宽(帝后)和接近3.96米宽(帝王)的浮雕，仍在宾阳中洞里面完好无损。史克曼在龙门待了一个星期，委托人制作它们的拓片，记下了大量笔记。1932年末，他开始在北京古董商的店铺里见到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

到了12月，史克曼找到了北京国立图书馆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我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回答说：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持续进行。对此，我的答复是：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出现。到了那时，再想控制走私会是白费工夫。从另一方面讲，在龙门石窟阻止掠夺其实极其容易。此时，我提出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中筹款，在龙门石窟部署一些警察。袁先生说那种帮助没有必要。”另一封来自袁同礼的信问道：“找出那些收留龙门石窟雕像店铺的名字，对你来说是否过于麻烦?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源头制止肆意破坏，如果你能向我提供那些信息，我将对你特别感激。”史克曼拒绝向他透露古董商的名字(袁同礼后来在对美国所藏中国艺术品进行核查、记录方面成了一名先锋)。

　　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东周玉器。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1933年3月，在当地一位官员和哈佛大学学者威尔玛和费正清的陪同下，史克曼再次访问了龙门石窟。他回忆道：“在许多公元500年至公元525年的早期洞窟中，雕像的头部不见了。在有的地方，墙上和佛龛中的整个雕像被砍掉。《帝后礼佛图》浮雕的大部分，以及几个人物头像已不翼而飞。”

1934年1月底，史克曼向华尔纳报告说，伯差德已买下《帝后礼佛图》1933年消失的两个女性头像。“那时，我们开始听说，越来越多的浮雕碎块正流入市场……经过与伯差德博士仔细讨论，我们决定，尽我们所能收集该浮雕的碎块。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尊北魏最佳典范雕塑的安全，尽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使其接近完整。向中国政府报告此事已为时过晚，破坏已经造成……显然，无论龙门石窟还遗留了什么，那尊浮雕在原址的价值已经丧失。因而，尽我们所能收集其全部碎块，用我们掌握的资金对其进行认真修复，似乎成了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

1934年2月，堪萨斯城通知史克曼，它已暂时得到了希望获得的全部雕像。史克曼问华尔纳：“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整个事情在这里还无人知晓。”他绝望地写道：“龙门石窟正遭受彻底破坏，在那种时刻，我到达龙门石窟现场或许是一种幸运。自公元6世纪以来，那些洞窟一直存在，却在一年之间消失，而那只是一千四百年中的一年。现在，古董店里已充斥着龙门石窟石雕。用不了几年，它们就会变得与古代希腊雕塑一样稀有，一样有价值。”

此时，华尔纳的唆使似乎形成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福布斯批准：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联合购买浮雕。由于浮雕绝大部分是小碎块，伯差德将对它们进行拼接。到了4月，史克曼已成功征集到浮雕的绝大部分碎块，首批分期付款是13，000美元。4月25日，福布斯给纳尔逊博物馆馆长保罗•加德纳发电报：“正邮汇给你6000美元。7月1日后，能再提供500美元。” 1934年5月，计划用3个箱子，运送两大块经过修复的浮雕。为此，史克曼需要得到吉姆•普卢默的帮助，通过上海安排运输，以躲避天津港口海关的仔细查验。当时，普卢默在中国海关部门工作。在给普卢默的一封信中，史克曼细述了那些“中国拼图”长达一年的冒险故事，并要求普卢默读信后予以销毁：

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质朴青年。现在，我已两鬓斑白，身体弯曲，脑子也不再特别灵光。但是，我得到了完整的礼佛图浮雕。从这里到那里，从这家店到那家店，从开封，从郑州，是的，包括从上海，我一块接一块地收集，这里收半个脑袋，那里收一条袖子;从夏先生手里收一只手，成百上千的小碎块……不管怎样，最后，早期中国雕塑最伟大的单件浮雕被组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为中国艺术，为全世界做了一些事，其价值只能被后人评估。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们一块块拼接起来，像一群男孩子整天坐着，试试这块，试试那块，哪块该放哪里，合不合适?那是一只眼睛，还是一条服饰花边?

不管怎样，到了5月底，史克曼给华尔纳写了封信：“3个大箱子已经离开，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年轻了3岁。”

然而，6月再次去龙门石窟时，史克曼吃惊地发现，他得到的浮雕，比他想象中要少很多。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购买了一些赝品，它们已开始显现。“当然，所有头像和一些服饰皱褶残块都是原物，另外一些皱褶残块可能还在北京。我们拿到的一些碎块，次序有些问题。难题是，无人能派人到龙门石窟取得留在那里的东西……简言之，情况一团糟，我对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不管怎样，《帝后礼佛图》浮雕遭受破坏的流言传至纽约。1935年夏天，普艾伦挥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旗号，也来到了龙门石窟，参与到剩余战利品的竞争中。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教授在龙门石窟拍摄的《皇后礼佛图》浮雕。《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由《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又称《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又称《皇后礼佛图》)两部分组成。

我们上次提到普艾伦，还是1925年的事。那时，他与贺拉斯•杰恩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批探险队一起，正在从敦煌返回的路上。第二年，我们提到他拿到了前往北京学习的萨克斯奖学金，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普艾伦所获的奖学金，使他得以(混迹于琉璃厂古董店之间)学习中文，并追求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戏剧。他学会了演唱整场戏剧，能用刺耳的假声连续唱上半个小时，赢得古典戏剧学会的洋人朋友和中国客人们的阵阵尖叫喝彩。

在北京家中，有几位适婚年龄的僮仆伺候普艾伦的日常生活。他让他们身着中国学者长袍。据普艾伦的同事、弗利尔美术馆的毕士博说，普艾伦已经“完全中国化，衣服、食物、脏地板，甚至到了允许他的京巴小崽们到处乱跑撒尿的程度。那些事情必须有个了断，以免变得更糟，哪怕让他远离北京”。

(旅居北京期间，普艾伦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人。他成了一名佛教住持，安排将自己葬于中国的一处佛教墓地。然而，此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政治干涉，他被禁止在中国入土。普艾伦死于日本，葬于京都日本山中商会古董商家族为其提供的墓地。)

1927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什•雷茨返回荷兰生活。该馆邀请普艾伦担任该馆的临时研究员，以便接替雷茨的工作。普艾伦善于看人下菜碟，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或与其亲疏程度，表现得“机智诙谐、温文尔雅、一副学者派头”，或“顽固暴躁，像时兴的游手好闲之辈，变成一位招人嫌的坏蛋(参见电影《晚宴的约定》等)，并且表演得绘声绘色”。

在接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邀请时，普艾伦强调了自己为赢得那个位置付出的艰辛努力：

我在马车里沿沙漠道路颠簸前进的每一分钟，以及我在北京小胡同、戏院、公园、茶馆和中国人家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为我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我对那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使我有更好的理由断定：这是宋代绘画，那是北魏石刻。我爱中国人。有时候，我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但是，我依然热爱他们，愿意在我墓碑上刻上3米多高的大字：“世上有两个最伟大民族：希腊人和中国人。”

波什•雷茨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惨淡经营，只有一名孤零零的助手和极少经费。但是，继任的研究员们都对他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包括他征购的一尊巨大北魏鎏金铜佛像和一批绘画收藏。经查尔斯•弗利尔推荐，雷茨从约翰•弗格森手中购得那批藏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强项，在于它拥有奥尔特曼所藏瓷器和所购青铜器。那批青铜器，从已故鉴赏家、收藏家端方总督家族征集，同样由弗格森从中协调完成。

然而，那一类藏品，绝对不符合普艾伦核心爱好的胃口。“如瓷器和青铜器那样的美物，似乎与我认为的主要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和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普艾伦发誓，“构建与纽约这座城市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规模相匹配的收藏……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体量大、具有影响力的藏品。”来自龙门石窟的浮雕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要求。1934年，道德弯下了直挺腰板。那年，普艾伦从随身携带的烟斗中弹掉烟灰，重返中国探寻龙门石窟石雕。他曾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赫伯特•温洛克写信，称“龙门石窟的伟大浮雕(可与万神殿和法国沙特尔大教堂媲美的中国艺术)，正在遭受破坏，敦煌的一些壁画(最伟大的中国壁画)预计会在北京出现。我应该到那里去，为博物馆收集有关它们的一切信息，无论我们能否得到它们”。抵达北京后，普艾伦很快从北京小道消息工厂听说了一位竞争对手——劳伦斯•史克曼。

普艾伦有一个朋友叫岳彬，从事龙门石窟浮雕经营活动。他向普艾伦透露说，奥托•伯差德已得到了《帝后礼佛图》浮雕。普艾伦向温洛克馆长报告，称伯差德“正与老弗格森神父、年轻可爱的史克曼、兰登•华尔纳和堪萨斯城串通实施某种阴谋。不管怎样，龙门石窟还有更多东西。如果我们想，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普艾伦质问史克曼时，后者“显得相当尴尬”，因为普艾伦“怒气冲冲，他曾希望能及时赶到把它拿下”。由于最终安排尚未结束，那些货箱还未运出，史克曼对普艾伦尽量三缄其口，将其视为自己不能随意讨论的博物馆秘密。

但是，《帝王礼佛图》浮雕仍在待价而沽。1934年秋天，普艾伦与岳彬联系，同意向那位古董商支付40，000美元，购买他手中拥有的6个头像。盗贼们则根据与岳彬代理所签的合同，将仍留在龙门洞窟浮雕的其他部分敲掉盗走。岳彬拿到另外13个头像时，他会得到10，000美元。与岳彬古董店“彬记”所签的合同规定，“如果山里面出事”，以及“条款未能履行”，合同作废。艾米•麦克奈尔对龙门遗址进行过详细研究，她在《龙门石窟供养人》一书中指出：“那份合同一清二楚地表明，当时，浮雕的其他部分尚未被盗。”

饥饿的村民砍掉了浮雕，向当地军队行贿，把它们装入麻袋运往保定。在北京对其进行拼接后，当地一位古董商代理内利•赫西，提供了一份虚假运货单，用以欺骗海关官员;然后把石雕碎块运至纽约。虽然签署了上述合同，普艾伦仍难以获得“21块主要碎块”，其中可能包括失落的头像。1944年，普艾伦写了一篇有关龙门石窟的文章，对龙门石窟遭到肢解故作惊讶。他一口咬定市场上许多东西都是假货。

“龙门石窟是如此遭受蹂躏的：龙门石窟附近的小村庄在袖手旁观。但是，到了夜晚，男人们蹚过腋窝深的河水，从石窟表面敲掉碎块，把它们带到郑州，在那里卖给北京古董商的代理。在北京，人们对那些碎块进行拼接，并满怀热情地根据照片和拓片制作复制品。你会发现男女供养人的头像散布于欧洲、英格兰和日本，人们认为它们是龙门石窟原作。其实，其中绝大部分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不管怎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下属完成了对《帝王礼佛图》浮雕碎块的拼接。之后，它一直成为该馆主要亚洲艺术展厅中的骄傲。

1940年，龙门石窟的故事临近尾声，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同意，考虑到《帝后礼佛图》浮雕的重量和脆弱性，它不应该被分离，不应该每隔几年在两馆之间运来运去轮流举办展览。于是，福格艺术博物馆接受了纳尔逊博物馆提出的对策：由其返还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该浮雕的预付金，使以总价32，000美元征购的《帝后礼佛图》，得以永久留在堪萨斯城。

尾声

20世纪30年代，一直存在依据古董商订货而盗窃文物的活动。保护遗址的努力经常属于竹篮打水。有一件趣闻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乔治•克罗夫茨博士曾负责保管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一位古董商向他提供了一尊龙门石窟头像。克罗夫茨认为将头像偷运出中国令人羞愧，于是将其买下，并送还给中国政府。但是，当古董商再次拿这同一尊头像向他报价时，他再次买下，把它留给了博物馆。

由于供不应求，假货的数量急剧增长，使藏品出处研究变得极为复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艾伦仍在继续征购龙门石窟雕像。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藏品的真伪存有疑问。至于纳尔逊•阿特金博物馆，1975年，当中国官员赴该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开幕活动时，该馆知道中国人对《帝后礼佛图》的感情十分敏感，决定在浮雕前面临时设立了一道墙。

中国作家宫大中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岳彬北京的家中发现了《帝王礼佛图》浮雕的残块，并对那些无头残块进行了拼接。岳彬盗窃龙门石窟的犯罪事实曝光后，中国文化精英的300多位代表请求政府予以惩处。1959年，岳彬死于狱中。“文化大革命”期间，龙门石窟遗址相对未受影响。当地一座佛寺遭受破坏后，增加了对龙门石窟的保护。洛阳市的党委书记，命令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对龙门石窟提供24小时保护。2000年，龙门石窟被宣布为受保护文化财产，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修复资金赞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利润丰厚的艺术经营寿终正寝。第二年，卢芹斋宣布退休。他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声明：“现在，我已是古稀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收藏、出售中国古代艺术品。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它集生意和愉悦于一身。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获得或打算获得某些东西的兴奋中度过。在上海掌权的新政府，公开没收了一大批藏品，其中包括许多非常重要的文物。那时我突然认识到，经营中国文物已是穷途末路。我所有的快乐，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藏宝图(即中国文物如今的下落) 正面

　　藏宝图 反面

涉及龙门石窟遭受的破坏，以下主角们发表的声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补充说明：

(中国)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1931年)：“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a)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b)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c)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学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爱德华•福布斯致信保罗•加德纳(1934年)：“我认为中国政府准许从石窟墙上敲掉那些伟大雕塑，并允许它们离境的行为，是一种暴行。但是，我认为，既然我们与从石窟墙上敲落的雕塑毫无瓜葛，我们只是首先听说那些残缺不全的碎块在北京出现，并被拼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有理由以此种方式将其买下。为了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我们不惜把雕像一分为二，两家博物馆各保留一半。然而，我强烈感觉，我们是在为人类的利益保护那些文物。而且，由于它们真的归属中国，在未来任何时候，如果中国变得足够稳定，组织良好，中国政府有能力为人类利益安全保护此类文物，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博物馆，将会做出一个非常慷慨大方和正当的姿态：把那些文物卖回给中国政府。”

兰登•华尔纳(1940年)：“如果我们因购买那些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爱、劳动和美元，应该使批评者哑口无言。我们的行为本身，也是为中国事业服务，比中国其他任何人付出的更多。”

卢芹斋(1940年)：“作为使那些国宝流散的源头之一，我深感羞愧……中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宝。我们唯一的安慰是，正如艺术无国界，那些雕塑走向了世界，受到学者和公众的赞美。与任何在世的大使相比，它们能为中国做更多好事。中国为外部世界所知，这些艺术品或许是最佳途径。由于中国不断变化和动乱，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会得到比在中国更好的保护。我们流失的珍宝，将成为真正的信使，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古老文明和文化，有助于人们喜爱并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普艾伦(1941年)：“据说，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过去的纪念物，把它们保留给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今后五百年，我们所处时代的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将被认为与修道院在黑暗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时发挥的作用一模一样……博物馆无法将龙门石窟的所有辉煌呈现给你，但是它为你抓住了一个碎块。”

普艾伦还写道(1944年)：“宾阳洞那两块男女供养人的浮雕，属于一件流失文物。对于一个民族的一个伟大纪念物，从未发生过比那更为缺德的事情。那些浮雕已经流失——我们仅有令人悲哀的碎块可以展示。”

史克曼(1967年)：“那些浮雕很像我们人类，一个遭受了严重事故的人。整容医生的技术让朋友们还认得他。但是，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帝后礼佛图》浮雕仍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它在那里出生，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史克曼又写道(1981年)：“……在兰登•华尔纳的煽动下，作为拯救行动，整个项目得到了爱德华•福布斯的资助。最终，堪萨斯城美术馆从福布斯先生手里买下了那个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如果它从未离开宾阳洞，我会为此付出我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