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孙中山研究学者尚明轩先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已经60余载，其1979年初版的《孙中山传》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本传记，此后几经修订完善，经久不衰，获得各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为逐渐成为显学的孙中山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已年届95周岁的尚明轩先生于今年又修订出最新版本的《孙中山图文全传》，随着资料的新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该书也由初版的十几万字增加为厚重的80多万字。他曾说，终身投入到孙中山研究，我无怨无悔。是怎样的特殊情怀，让他一坚持就是一辈子？本报记者邀请尚明轩先生讲述了其奉献终身的孙中山研究经历，带我们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风云历史，领略孙中山先生超越时空的思想与魅力。

尚明轩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内部展览

一

我从事孙中山研究已经60多年。我是一个农家子，小时候经常聆听父亲给我讲历史故事，逐渐对历史故事，特别是里面的英雄人物产生兴趣。到了中学，在老师的教诲下，我开始接触并学习“三民主义”，一知半解中感到孙中山先生应该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之后，我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对孙中山先生的认识逐渐深化。从幼时的懵懂认知，到少年时的初步了解，再到青年时的学习研究，我逐渐被孙中山先生的广博思想及其伟大事业所折服。

1956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将工作需要与个人兴趣相结合，开始专门研究孙中山，并确立了一辈子从事孙中山研究的理想。几十年来，我在这一领域执着坚守、心无旁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搜集、整理、研究尽可能多的资料，以努力挖掘与展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精神及其对当时、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历史人物研究，不能简单、孤立地聚焦于某一研究对象，还需关注与熟悉其周围的各色人等。随着孙中山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将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他周围的人物，包括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

新中国成立伊始，孙中山研究工作并没有广泛开展。特别是在“文革”十年，孙中山研究工作不能公开进行，相关的书、文章都得不到出版或发表。我当时倍感压力，但还是毅然选择坚持继续研究孙中山。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已经累积多种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发表相关文章，并于1979年出版了《孙中山传》。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第一本有关孙中山先生的传记，一经出版，便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连续印刷了十多次，还被翻译为日本、朝鲜等国及多个国内少数民族文字。随着资料的新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在《孙中山传》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增订、修改，该书从原来的十几万字，逐步增加到现在的80多万字。

研究孙中山，我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上世纪70年代，我在编写孙中山先生的传记、年谱和全集的工作中，为了收集资料和核对史实，开始与宋庆龄先生通信，请教有关孙中山先生生平业绩等方面的问题。她多次来函、复函进行指导，还曾亲自对我的文章作出纠正和增补，挥笔为《孙中山传》题签书名。比如，关于1918年，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第一次给列宁发去了贺电。据何香凝回忆和苏联叶尔马舍夫所著《孙逸仙》，都说电报是从上海拍发的，还有人认为贺电是从广州拍发的，对此宋庆龄先生复函说：“孙先生给列宁的贺电，是在上海由他拍发的。孙先生在广州时也给列宁通电、通信。可惜，宝贵的底稿都被陈炯明放火烧观音住所烧去。”在1973年至1981年期间，我共收到宋庆龄先生的复函与来函9封，有她亲笔所书者，也有她秘书室代书者。我一直将原件善存、珍藏，视其为重要的文献文物。

我与宋庆龄先生还有过一次宝贵的见面。那是1975年5月的一天下午，宋庆龄先生于繁忙中，在她北京的住宅里会见了我，就我提出的孙中山北伐及同李大钊会见等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晤谈约一个小时，当时，我想请她谈谈个人的经历情况，被她婉拒了，她说，我们只谈孙先生，不谈我自己。之后，虽然在会议或宴会上多次看见过她，但再没有单独交谈过。1981年5月，宋庆龄先生病逝，我因在外地出差，很遗憾没能见她最后一面。在宋庆龄先生遗体告别仪式那天，我去得很早。后来，我也创作了《宋庆龄传》，但对宋庆龄先生的研究，是在她去世后才正式开始的。

二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表纪念，我在《孙中山传》2卷本的基础上，吸取新成果，增加新资料，特别是编入图录，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3卷本的《孙中山图文全传》。图录直观生动、内涵深刻，其独特价值是文字所不能代替的。在此之前，有关孙中山先生的图传、图录、纪念册等层出不穷，但要么资料不全，要么有图无文。《孙中山图文全传》则将目前能搜集到的六七百张图录全部编入书中，图文并茂，弥补了之前缺图或缺文字的遗憾。孙中山先生生前为了革命理想，周游世界，广交朋友，熟谙外语，承载他思想与精神的书信、照片、文稿等散布世界各地，作为中西文化的结晶，相信他的相关资料还会被不断发现。

我是1978年离休的，但研究孙中山的步伐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孙中山研究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休后的30多年来，我修改旧稿、创作新文，相继出版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传记。2009年，人民出版社找到我，想让我主持《孙中山全集》的编纂工作，我当时已经快90岁了，且手头还有其他工作，但几经慎重考虑，最终还是答应下来，并迅速组建了编委会、出版委员会两个班子，共24个人，放下手头所有事情，全心全意、专心致志地用了6年时间，于去年完成16卷本、1000多万字的《孙中山全集》，共收录了孙中山先生15000多篇文章。其实，在这之前，已存在不同版本的孙中山集，比如1982年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纂，共11卷，500多万字，我负责主持其中3卷的编纂工作。但受时代、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出版物虽各有所长，但又各存所短。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孙中山研究逐渐变成一种显学，海内外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孙中山研究学者及成果，有关资料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发现，孙中山全集亟待进行重新编纂。人民出版社版《孙中山全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查漏补缺，校勘纠错，增加了很多新资料，吸纳了很多新成果。在编排上，该书根据中国传统史书体例，将文笔分开编纂。“文”是脑子里写出来的文章，“笔”是坐在椅子上写出来的文章，前者如孙中山先生的传记、演讲稿等，后者如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所发布的政令、规章、制度等。文笔分开，使读者能够容易获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精华。另外，我们还以百衲本的方式，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孙中山集，将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综合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编纂，可谓博采诸版本之长，规避诸版本之短。

我今年已经95周岁了，直到现在，我每天上午都会雷打不动地研究孙中山。虽然做了一辈子孙中山研究，但我仍感到力不从心，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厚、著作众多，想要摸透，谈何容易。孙中山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还需要长期地持续下去。即使百千年后，其相关研究一定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