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是否要读外国书

主持人语：1925年，一家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鲁迅写了《青年必读书》一文，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所以，他主张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

时隔90年后的今天，鲁迅的这句话惹祸了。许多出了大名，很体面，很风光，血统也高贵的人因自己写不出一手可观的毛笔字，填不出一首可读的《清平乐》，也读不通有点深度的古书，就开始骂鲁迅。

我们吃饱了饭，口袋里又有了闲钱，始知软实力也是真实力，自然发现书法这个东西有点像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别墅、奔驰车，可以使体面人更体面、富贵人更富贵。不幸的是，年富力强时，整天跑江湖、拜码头，当官了还想当更大的官，有钱了还想有更多的钱，出名了还想出更大的名，哪有时间临帖写字?可是，人要与时俱进呀!中央正提倡，社会在推动，都精英了焉能袖手旁观?于是，想到诗词的风雅、想到书法的神逸，便一手拿着《快速写诗填词手册》，一手拿着毛笔做深沉状，煞有介事，挺像一回事的。王朔说“无知者无畏”，但动真格的，才知道风雅很难，神逸不了，于是就想起鲁迅说过的话，把自己的无能或平庸算到这个犟老头子的头上——你1925年说的“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导致我们中断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有甚者，把当代中国社会风气的恶化、文化素质的降低，都算在鲁迅的头上。其实，这种算法并不切合实际。

矫枉开始过正，书法界又有人提出只穿长衫不穿西服，只用毛笔不用钢笔，只读中国书不读外国书。孔子学院都有可能与可口可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一比高低了，我们的软实力有什么不可以与西方的硬实力一试高下呢?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人的多元化选择预示着多种的可能。但是，我依旧呼吁书法家们还是要读外国书。中国书，不管新与旧，无法全面阐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问题无一不是国际化的，即使以书法为例，当我们剥去书法的国粹外衣，其中的艺术品格与市场价值，显然置于世界话语的价值体系之内，用旧理论来衡量是无能为力的。

“中体西用”与当代书家之文化观

□李长钰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力提倡“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之卓识毋庸赘言，“中体西用”无疑是晚清学术求变之根基，更是现代学术研究之主体特征。

“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使中国学术在晚清之际从靡弱中迅速崛起，积极吸收了西学精华而向现代学术发展。“中体西用”在得到东西方学者印证后，“中学”的价值更加凸显。直至20世纪前期“东方学”创立，中国文化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宝库，而具备悠久历史和学术背景的书法艺术则堪称这座宝库中的明珠。

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载体汉文字来说，其殊胜的文化品质堪称世界艺术之冠，且纯粹是中国特有的。中国书法是史学体系完整的艺术，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书法作品作为历史文献，具备国故价值;2.书法品质是表现文化之艺术，具备国粹价值;3.书法作品是文物、文献、文化的三重组合，具备国宝价值。这是书法艺术难于其他艺术、高于其他艺术之所在，也是书法创作者必须具备字内功、字外功的根本原因。

字内功是习字，字外功是读书，早已是老生常谈了!然习字、读书，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支撑的。读什么书?学识如何反馈?是当今时代的书法创作者们不容忽视的问题。清末以前的书家是在传统学术氛围中创作，他们的读书范围自然不出“中学”领域。而当代的书法创作者们是在现代学术环境下熏习笔墨，与时俱进是唯一的发展途径，需要树立的正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接下来，问题出现了，“中体西用”是否有益于我们的书法创作?最直白的疑虑是：写中国字，读西方书，是南辕北辙，还是殊途同归?

如果从书法艺术的字外功而论，读书是积蓄才、学、识的最佳途径。知识的摄入需要经过大脑的思维转化，所以无论是读东方、西方之书，都不存在南辕北辙之事。但书法艺术作为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西学注重的是逻辑推理，在方式方法上趋于完善。在这一方面，我国清代的乾嘉学术与西学有相近之处。然而“中学”之博大，不仅需缜密之思维和谨严之考证，更需精神感悟和智慧观照，从而力求“致广大，尽精微”。

艺术创作重视的是实践经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精神。

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善于实践的民族。就书法创作而论，古往今来的书家绝大多数是经验主义者，即依靠实践中的感悟来传述经验，再从经验之中抽绎理论(书学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应是近古之事)。书法史的传承与发展几乎是这样的模式。所以书法创作是独立的实践行为。西方文化中没有与书法品质相同或相近的艺术类别，所以西方文化对书法创作几乎无以提供良好的借鉴，这是书法创作不可西化的重要因素，与汉字不能拼音化的道理相近。因此，书法创作应保持纯正的中国味而不需要“去父母之帮”。有人说，西方的空间学理论可以裨益于中国书法的创作。其实，所谓的空间学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我国上古时代的先民们早已有了空间学意识，这一点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尤为明显。对于书法艺术而言，空间理论无非是虚实关系的对应与和谐。东晋时期的书家对虚与实的把握在创作中表现得非常精致，虽然“计白当黑”的理论直至清代的邓石如才提出，但从谋篇布局升华到空间分割的创作实践，很早就已成熟，甚至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奇妙效果。因此，对于书法创作如何借鉴的问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决不能为了彪炳时代特色而另辟蹊径，甚至去杂糅另类。

书法创作虽然是人文创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艺术。艺术创作是从清晰走向朦胧，是自由的，这是艺术的精神特征。相反，与书法创作并存的书学研究却是严谨的，因为研究是在清晰中再求清晰，从而得到透彻真实的结论。在这一方面，“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适合书学研究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和西学研究中的方式方法也是可以为书学研究提供借鉴的。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历史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地理语言学、历史名物学等学科，都是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汲取了西学中的精华而派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科学意识和现代学术特征。目前，书学研究领域已经诞生了书法文献学，而书法地理学、书法语辞学、书法文本学等将来都会一一浮出。因此，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真正地领略了中国书法的精神，西方的书我们可以尽情去读，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的营养不仅会佐助于书法史的研究，同时对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也会大有裨益，因为一切的人文成果无非是学识和思想的结晶。

当代书法家读书问题浅议

□徐卫华

从书法的维性来看，多读书一定可以超越三度空间的。虚实浓淡间，“聚墨痕如黍米珠”，既隐隐然，又形形之!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去认知书法美学的本质。书家要读书，读书就是读作品，心眼并用。不仅要读中国的书，更要读外国的书。西方文化进来，可能自明代以来越来越甚，其新文化新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清中晚期时的崇碑，就是要体现书法个性的自由创造之精神。王铎、傅山、阮元、包世臣、郑板桥、金农、康有为等一批大师，都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书写心情，以张扬个性来排斥中庸平和，主张自然天性，否定矫揉造作。越至清末，越是受到西洋美术的影响，特别是文化的“西学东渐”“格物致知”，审美情趣下的“乱石铺街”和“棱角锐利”的“漆书”，都体现了中式文化的审美转换和视角变异。

中国的一些书法家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自己修饰得很纯种，似乎是从一千多年的传统浸淫中跋涉出来，而且不敢裂变，不敢脱胎换骨。粗略而算，那就是从尊王开始，一直分派出来，在儒道释的浇灌下，变得非常地唯我独尊，颜筋柳骨，其间也有变异者。比如瘦金体，还有金农之风格，又是另一极端。

我们要从书法的传统价值中提升起来，就必须认知书法的普世价值。我们只有在世界的艺术市场中加以检验，书法艺术的知识含量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就要学贯中西!因此，历来都是以文人引领书画进步的。已进入21世纪，我们既不能抱残守缺，又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把中国书法当作一块通灵宝玉供奉起来，特别是将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炮制成文化模具。文化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否则就不能文而化之。从文化到艺术，这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五四”运动就是文化革命，其所产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要，这一时期的旗手应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书法的不凡之处，就是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文化精要，是中国最早跨学科的思考和研究之推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不仅仅是中国书法传统碑学的体现，其中的美学之思想无不闪烁着西式文化之精神;梁启超先生更是走得远，他于1927年在清华大学书法研究会上的演讲，在当时学界引发很大的震动。康梁的思想核心就是革新思想的推动，是借用魏碑一路进行创新推动。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在今天，很多人依然受“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在艺术批评中不断进步。书法的多元，本身已经不是由哪个流派鹤立居中了，而是其他学科，诸如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应用和行动科学等更加宽泛的领域的拓展，更是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包括纯学术上的科技学、分析学，潜移默化中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和覆盖。这就要求书法家更要具备与时俱进的思想和行为，特别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进步中，要通过艺术文化批评在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中，摒弃新的保守主义的审美观点，拆解现代主义单一的技巧神话，消弥那些压制性的所谓伟大的理念，并将其主要文化产品的抽象表现主义、新浪漫主义、存在主义、先锋艺术和猎奇批评进行粉碎性颠覆和重组。书法不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游离于世外。洋为中用是近百年的事，中为洋用更是“五四”以前的事，见证这一论断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战略，文化创新更要一马当先。社会的进步，在任何时候都是以文化为引领。当今书法家之所以成不了大师，那就是读书少，文化积淀少，不能博览群书，就没有文化之灵知，就只能偏颇其中：要么有文化没有技巧，要么有技巧没有文化;要么有书无法，要么有法无书;要么读懂了国书，但没有西方美学之现代性，要么读懂了洋文，但却失去了中国艺术之神性。这类的现象可能比较普遍。书法不仅仅是书写的艺术，更应当是书家的精神观照，是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德、心性修养、行为表达之个性的体现。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懂其行为艺术的本质时，才明白今天的书法是线的舞蹈的展示，在其充满诗意的线性变化中，过去纯中国的文化艺术，已经在结构的博弈中失去魅力，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抽象性和意象的重叠与转换，迫使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传统之中推陈出新，而不仅仅只是“功力”和“灵动”所调控的问题。美的空间的无限性，艺的时间的局限性，都在形与意的变化玄妙中推陈出新，可以放情神远。我们读点西方的文化典籍，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可以为书之有道打开另一扇灵知的大门。

文化西进中的书法遭遇

□杨清汀

1935年，林语堂先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反思，意想不到的是，他偏偏对中国书法一往情深，并且评价甚高。他在英文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专辟“中国书法”一节。他说：“书法艺术齐备了全部审美观念的条件，吾们可以认作中国人审美的基础意识。”的确，这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是最有资格站在东西文化高地谈书论道的。

尽管先辈们筚路蓝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高扬书法精神，然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书法，的确不那么容易。如果从百年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中来考察，其遭遇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1915年，当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世界各国的科技成果与艺术品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送展的却是酒品和茶品。尽管这也是文明的结晶、文化的象征，但泱泱大国以此“土特产”示人，不免让人感慨!如果以此作为文化西进之一例，则引出一个问题：在这个综合性博览会上，为什么展示的是传统生活消费品的茶和酒，而不是别的文化元素呢?文化，固然因差异有难于接受的问题，但我们自己由于国力羸弱等问题，本身就难于自信。由此，这预示着古国文化的西行之路充满坎坷。的确，作为托载中国文化精神的书法艺术，始终在文化传播中处于附庸地位，身份尴尬，运途多舛。故从19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语境以来，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几乎是天方夜谭。

大体来看，在文化西进中，书法在海外出现了这么几种情况。

一是文化和汉字的认知期。如果从清末民初一批批留洋生算起，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语言、文字、习俗，以及整个人的活动，都在异域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作为文化承载的汉字，尽管少有人识，但无论如何会留下“方块印象”。尤其，那一时期产生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中华文化在异域渐为人认知，影响力有所扩大。一切活动离不了汉字的华人学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象宣传。

二是汉字和书法的附庸期。中国艺术有意识地和西方交流，自觉地传播和输出，规模比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可以梅兰芳和徐悲鸿为例。上世纪30年代初，梅兰芳率团在美国演出，京戏以独特的、综合的艺术表演形式，使美国观众耳目一新，汉语、汉字或者书法的某些元素，在西方世界一些人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感染。40年代，徐悲鸿在欧洲进行了美术作品巡回展，其中国画中的书法因素作为配角亮了相，得到较为直接的体现。当然，以个人身份活动于西方视野的张大千、潘玉良、赵无极等人，也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汉字和书法，随其他艺术附庸西进。

三是书法文化的坚守期。一些作家、学者、艺术家长期定居于西方，在双语写作和对流思维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有更为科学、理性和诚挚的认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批人中，因其对母语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书法成了他们的家园之树、精神之根，一生坚守着书法和文化的命脉，如林语堂文章中的书法情结、张允和的书法和词曲创作。而美国的蒋彝、法国的熊秉明对书法的坚守，则以书法理论专著的传播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中西通道。

四是书法生活的迁移期。海外华人尽管生活方式也融入了西方世界，但是他们的故国情怀和生活习俗未曾丢弃。尤其，近些年随着西方文化某些弊端的出现，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颇显悠长，海外华人聚居地的移民文化，生活场景大有古风。各地“唐人街”的中华民俗发扬传统，推陈出新，书法生活气息浓郁，贴对联、挂牌匾处处可见。这种生活化的宣传更能传输出中华文化的气脉，与西方文化交相辉映。方面，表明中华文化在异域有坚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大度兼容。

五是书法西进的自觉期。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西方思潮和一些研究方法激活了人们的思想。此时主要是拿来期，中国书法在理念上对传统有所突破，各种艺术实践百花齐放，现在看来，主要是在理论和创作上做了储备。三十多年来，中国书法经历了从复兴发展到立体拓展的过程，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日趋深入，创作现象异彩纷呈。进入本世纪以来，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输出势在必行，在文化强国的建设中，书法自觉担负起了国家文化发展的任务，可谓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西进自觉期。

前四个阶段，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书法随文化、生活方式和别的艺术，如文学、绘画、戏剧等附庸西行，从最后的现阶段来看，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强大的国家背景为书法艺术的西进提供了机遇，出现从“文化拿来”到“文化输出”的转化。

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奉献自己的优秀文化，互动、共知、并享人类智慧的结晶才是大国风范。故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谈论中国书法的“西进之路”，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也正当其时，犹未晚也，而且前景会必然越来越乐观。

书家最终拼学养

□胡西淳

与书家接触，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临帖感受，感慨最多的是笔墨功夫，敬佩最多的是书法风格，跺足捶胸的是自己的时运。因为是好友，看得真切，知道底细，更知道其所长，不便直接说破的，也是人不愿接受的，是这句：书家最终拼学养。这里说的学养，不仅仅指专业知识，是世界文化艺术视野，是人类艺术精华的汲取。

许多书家常年日课法帖，临池不辍，对《中国书法史》《书法正传》《金石学》《古代字体论稿》《中国书法论著辞典》及历代碑帖、古代诗词典籍更是批阅累读。然而用他们的话讲，已到瓶颈，不知往哪里使劲，探索不自信，停滞不甘心，渐渐低落的是情绪。

如今，在各类书法展、书法市场上，有一种无形的竞赛。比试的内容往往不是书法成色，而是比名气、比职务、比山头、比后裔、比师承、比润格、比一时的受众和青睐……这些“比”，有时让藏家惊喜，有时让买家惊悚，更多的时候是让真正的书家困惑。因为行市卖出天价的，不是艺术精粹;遭人热捧的，不是艺术真人。

这些不大正常的现象让许多书家、学子不知所措，不知自己下一脚朝哪里迈。冷眼看去，困扰书坛的不是书家不努力不作为，而是书家视野的狭窄或混沌，是书家学养的不足和缺失。

这些年来，各级别“书法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本身就是个误会。阅览各代书家先贤，书家诞生与生长，不会像如今这样密集。透过先贤书法作品，首先看到的是他们丰厚的学养，而后细品留下的书法精品，感悟多多。这些书法精华多是性情所致，或江河流淌，或一路狂草;或低吟浅唱，或纵笔高歌;或酒酣恣意，或悲愤疾书。点画间不仅读出笔墨旷达，功力非凡，更是丰沛文采展露和铺张。再有，就是他们往往主业竟不是书写，而且没拿书写当作一种行当。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化视野开阔后，学养丰沛后，再钻研书艺，事半功倍。这样想，例证便纷纷闪出。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被誉为“文化昆仑”，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也让他成为小说巨匠。而宏大的《管锥编》更是他标志之作，用典雅文言写成，近130万字，其中大量引用英、法、德、意、西原文，是先生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书中引述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先生以这样的学养，来“养”自己的书法，不经心也出境界。钱钟书的行草书法主要得自“二王”，参以苏黄，其书结体丰腴、线条灵动潇洒，如行云流水。先生手稿手札，疏密有致，有法有度，挥挥洒洒，毫无拘泥，无意追求书法效果，却自然天成。先生写的条幅挂在任何大级别的书法展上，和那些大师并肩毫不逊色。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更是无意于书，他毕生致力于译介西欧文学名著，尤以移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小说，最为脍炙人口了。傅雷先生100多封家书，基本都以毛笔书写，数千字也是蝇头恭楷，一路写来形神不散。他不但以毛笔写中文，也可写英文法文，虽为洋文，而同样具有书法之美。轻重徐疾，线条粗细变幻，写得煞是潇洒流畅。傅雷先生的书法取法《洛神赋》，但落墨丰腴，捺脚厚重，大有唐人写经之趣味。据杨绛回忆说，傅雷和钱钟书一起谈书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好，钱钟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临摹《十七帖》而遣兴。两位现代大学人的书法摆在那儿，当今那些被热捧的书家见识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二人不以书家自居，却远远超过许多书家之笔墨，他们无意张扬，而著述学养早成为一代人的楷模。

中国书法家当然要深度钻研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的气派和特色，当然要扎入书斋，但是否该学学二位先生，有些国际视野，对外国的音乐、绘画、建筑、文学、雕塑、舞蹈有所浏览和关注?这些外来艺术不知哪一类基因会触发书家灵感，让你升华，会让你破除瓶颈，走向崭新和开阔。

强调书家学养非是诋毁书家笔墨的功夫，真正的书家一生都要磨砺纤毫，攻克诸多书艺层面的关隘。但一味在技术技能领域使劲，就多了匠人的气质，少了学识的滋养。道理十分浅显，可又有多少人动心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