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章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需要科学家。科学家本应该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公众能够自觉关注科学多于明星和花边新闻时，民族才更有希望。

罗永章

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科研

提问：最近您和团队刚刚宣布一项重大消息。您和同事们在世界上首次证明的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临床肝癌检测。您能用最通俗的语言，介绍一下这项成果的意义吗？

罗永章：我国是肝癌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项成果对老百姓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高早期肝癌检测和防治水平，有效地降低肝癌死亡率。肝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肝癌患者通常发现时就已到中晚期，难以救治，生存期经常不到半年。其实，癌症如果早期发现，治愈率可达90%以上。

Hsp90α检测肝癌具有三个突出优点：灵、准、早。灵是指灵敏度，Hsp90α检测肝癌的灵敏度为93%；准是指可以检测AFP检测结果为阴性（即：AFP检不出）的肝癌患者，检出率高达94%；早是指可以发现早期肝癌，检测灵敏度是91%。而目前临床公认用于肝癌检测的标志物是甲胎蛋白（AFP），灵敏度仅有50%左右，且对早期肝癌很不敏感。与AFP相比，Hsp90α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越的肝癌标志物，对于实现肝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重要意义。目前，这个标志物已获准用于肺癌和肝癌检测。肺癌和肝癌都是发病率非常高的癌症，特别是我国肝癌人数全世界最多，所以这项成果对中国老百姓格外重要。

提问：从科研到临床应用，想必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这其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是钱？是人才？还是机制？

罗永章：都很重要，但人才是第一位的。钱是人赚的，机制也是人定的，而且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互为因果。

提问：您曾说，我就想不受科研经费的限制，尽情“玩”一把科学，按照特别自由的思路研究肿瘤。就算不能把癌症彻底治愈，只要可以把它控制住，这辈子也值了。您觉得，科研经费如何花，才能更有效？

罗永章：众所周知，生物医药是烧钱的行业，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在美国，一个新药的平均研发费用是十几至几十亿美元，时间是12-15年；在中国，新药的平均研发费用是几亿到十几亿人民币，时间最短也是10-15年。可见，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投入有其基本规律，这在国际上都有共识。但并不是钱和时间到位了就一定会做成药。一个药物经常是很多科研工作者倾尽毕生精力才能获得的成果，而且失败的几率远高于成功，很多项目最后无果而终。体现在药物研发人员身上，则是一辈子默默无闻，可能没有做成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自己一生一事无成，很失败很抑郁。这里，人起了很关键的决定作用，特别是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合格的领军人才能够对领域和项目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判断，可以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比。

我一直秉持“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科研”的原则做事，并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科研好奇心。我确实希望可以有足够多的钱尽可能地“玩”一把科学，但是最后的落脚点一定要有能用之于民的成果，绝对不能让纳税人的血汗钱打水漂。

提问：您的学生们曾经“抱怨”，生命科学的教授太“忽悠”人了，说起来很好听，是前沿学科，实际上不仅就读时间长，工作也不好找，工资还低。这是实情吗？您的研究梯队建设遇到过这样的困难吗？

罗永章：是实情，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科技成果转化。但我的团队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毕业生都很容易找到很好的工作。以胰岛素市场为例，目前超过90%的国内市场被外企垄断。我们曾经算过账，如果我国胰岛素全部国产化，并且，假设我国糖尿病病人都能使用胰岛素且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个市场每年能够养活至少15万平均年薪18万元的生物学博士，根本不应该出现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其实，类似现象在其他专业也存在，比如机械、电子、汽车等。

另一方面，成果转化型人才真的稀缺。我们培养的那些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在走出校园时绝大多数达不到企业所需的标准，需要重新回炉，重新培训，这体现了教育和需求的严重脱节。我组建成果转化人才梯队时还遇到其他困难。比如，高校和科研机构里从事转化研究的人员在待遇和发展空间上的“二等公民”现象非常严重，这导致团队里的很多科研人员很难完全按照成果转化所需的分工一心扑在转化医学研究上。因为他们都需要生存，为了不被学校开除，就必须达到所在单位岗位考核和职称评定的要求，发表足够好和足够多的学术论文，所以不得不在承担成果转化任务的同时为自己的课题、经费和文章努力打拼。

提问：据不完全统计，您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SCI级别文章共计62篇，并拥有授权专利38项。但在不同场合下，您关注和发声最多的，还是“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罗永章：也许很多人认为我是做企业的，但我真正的本职工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任教15年以来，我做了十多年的班主任，并且兼任过一届学生的年级主任。我在清华既要教学又要做科研，我的实验室不算小，博士生都是自己带，自己指导实验、给他们修改文章。我个人和我的课题组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但我和大多数教授的区别是，我自以为会看出哪一类课题或发现具有转化价值，所以转化效率就会高一些。

我之所以格外关注转化医学，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需求。如果成果不转化，发表的文章再多、影响再大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国的转化太薄弱了，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10%，而发达国家可超过40%。所以，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水平论文呈爆发式增长，但科技成果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还有待提高，触手可及的大多是舶来品。所以我还要再次强调转化，因为科技成果如果不转化，对于老百姓的意义几乎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