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短评：

习近平总书记爱读书、学问好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更是多次谈到读书的话题，引发各界关注。今年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向媒体公开自己的阅读书单，读书与做学问，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刘梦溪先生的演讲首先从身边学问做得好的朋友、师长开始，历数近现代的学问大家，讲述他们的思想和故事，重点介绍中国现代学者、国学大师马一浮的治学精神和学问态度，回答了做什么学问和如何做好学问的问题，最后更是详细地解读了学问与修身的这个令人关注的现实问题。刘梦溪先生一直致力于文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演讲生动流畅，语言中肯切近，能够发人深思。

20世纪60年代马一浮在西湖岸边

国学经典

人简介：

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现代学人的信仰》《马一浮与国学》《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等。

师友们的学问精神

“学问”这个词现在经常能看到，但有一个疑问：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我想先从我的朋友、师长谈起。

汤一介，一个比我年长的朋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两年前故去了。他研究中国哲学，但涉猎很广，他的太太乐黛云研究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主要课题是“跨文化沟通”。

汤一介先生很可爱，性格特别好，他学问的养成跟他的家学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的进士，“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出自他祖父之口，汤一介也铭记在心。汤一介的父亲是汤用彤，字锡予，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佛学研究专家，著有多部佛学史著作，其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更是成为20世纪人文学术的经典之作，20世纪史学大家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对汤用彤称颂备至，由此可知汤用彤的治学、品行。所以汤一介的学问，一是受他的家学影响很深；二是将儒释道融为一起进行研究，能够会通三教；三是他有思想，长于哲学思维。有思想的学者，学问会有亮色。

他的太太乐黛云，是中文系的教授，是国内学术界“跨文化沟通”领域的领军人物。“跨文化沟通”的概念在当今社会是很重要的，在乐黛云看来，她主张世界可以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样的，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这个理念有什么样的好处？它可以减少人类之间的隔阂。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可能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着大量的误读，亲人之间存在着代沟等问题，这就是沟通的问题，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人与人之间因为有情、互相喜欢，才能达到“相悦以解”，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美好期待，“相悦以解”便不存在那么多的隔阂，对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亦是如此，所以，“跨文化沟通”理论很重要。乐黛云的“跨文化沟通”是一个系列的著作，是值得研读的，因为这对在文化差异面前不知所措的人们提供了很多思考问题的方法，只有了解这一理论，才能去认同它，才能渐渐将远去的隔膜拉拢回来，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个世界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但儒家讲“和而不同”，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

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故事也很有趣。他们1952年结婚，生活上相扶相携、学术上相知相伴，他们相濡以沫，夫唱妇随、妇唱夫随。对于做学问，乐黛云精通英文，研究的领域是跨文化，这使得汤一介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始终与域外的学术思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汤一介不是一个孤陋的学者，他的视野非常开阔。这也对我们有所启示，就是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不能孤立地来研究，要能、更要有放之更大的语境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古人讲文章、学问，汤、乐两先生，他们的学品和人品是结合在一起的。

跟汤一介同年去世的，还有一位我尊敬的师长吴小如先生。他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先在中文系，后又去了历史系。他的中国文史知识积累，是有名的。我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但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读大二的时候，整个一学期的工具书课，都是吴先生来担任，所以和吴小如先生有这般的师生之谊。他对治学工具的掌握，对文史典故的熟悉，让我敬佩。原以为所谓工具书，不过是各种字典、词典之类，或者最多再加上几本韵书，谁知在吴先生那里，十三经、二十四史、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六十种曲、太平广记，无一不是工具书，而且是治文史之学的更重要的工具书。于是后来，我写书的时候，遇到典故方面的问题，还经常会向吴先生请教。

大约十多年前，我正在研究陈寅恪的家世遭际，其中涉及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经略湖南期间和文廷式的关系。文廷式当过珍妃的老师，深为慈禧嫉恨，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即将文赶出宫，政变后，又严令各地搜捕，并可以就地处决。其时文在长沙，为陈宝箴、陈三立所救免。后来文廷式死，陈三立写有《挽词六首》，第四首开头一句为：“元礼终亡命，邠卿辱大儒。”这“元礼”是谁？我一下蒙住了。于是打电话给吴先生，问其所疑。吴先生连沉吟都没有，立即回说：是李膺，你查查《后汉书》。我一查果然是遭遇东汉党锢之祸的李膺，元礼是其字。这样的师长，对古典如此“脱口而出”的功夫，即使学术长辈中，也不多见。后来《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出版，我特在后记中标明此事并向吴先生致以谢忱。

另外，他最重视的便是写作时候的用字用词以及礼仪、称谓上的表达。如“兄”之一词，是表示对往还彼方的尊称，对自己则谦称为“弟”，而与年龄的大小无关。但此词使用的禁忌处在于，除非特殊情形，年小者绝不可以对年长者以“兄”呼之。倒是年长位尊者，可以比较自由地称年龄小于己者，甚而对弟子、晚辈，有时亦不妨“兄”之。记得吴先生曾有专门的文章谈及此义。还有写信的一方，可以在落款处留下“敬启”字样，但上款绝不可以写“某某先生敬启”。因为“启”字有两个含义，一是“开启”的“启”，二是陈述之意。因此写信人落款可以自称“敬启”、“拜启”，意为“敬陈”、“拜陈”。而对收信人写“大启”、“道启”可，却绝不能写“敬启”，他也有文章提到过这些。吴先生对文章义法和属词称谓的讲求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有“学术警察”之称，究其本心，则是为不乱吾国固有文脉，守持语言文化之纯洁。

我得感谢吴先生，还由于大学就读之初使我深受教益的两部著作，游国恩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两部书都是由吴小如先生注释定稿，当时在我心里不啻学问渊薮，它们为我铺平了通往古典研究的道路。

还有一位跟我交好的朋友，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宁可，他和汤一介是北大的同学，研究史学，学问做得非常好，文笔尤其好。他曾发表过一篇论历史主义的文章，文笔漂亮得让我着迷。文史之外他对军事装备颇有研究，对世界各国的海军装备，潜艇、舰艇、航母等如数家珍。做学问不能面太窄，不然容易钻牛角尖，最多成为一曲一隅的小儒，成不了大器。